專訪林奕華：「香港」的自我修養
香港文匯網曾發起「一天一問香港」的活動，試圖以微博互動的形式解構內地網民心中的香港，收集到的答案五花八門：菠蘿油、四大天王、97回歸、TVB、九龍塘重案組……濃郁的老港情懷與影像氣味拼湊出一個碎片化的香港印象。
為什麼提到香港，我們只會懷舊？為什麼紅遍亞洲的堺雅人如同當年的周星馳？「娛樂」一直是林奕華的「利器」，他借此挖掘中國人的慾望，重組中國人對自我的想像與建構。「因為中國人很需要用娛樂來幫自己追求夢想。在這個澎湃的消費時代，通過明星，電影等娛樂因素可以折射出中國人的自我是如何發酵而來。」
林奕華認為，「當代人有病，病因是：在我們還沒有找到自己是誰的時候，卻已不見了自己。」 （文/彭心冬）
看「左右」影片長大的香港小孩
60、70年代，林奕華的父親屬於社會中上階層，母親屬於中下階層。孩童時期，林奕華便跟著姑姑看好萊塢，而阿姨則會帶他看《孫悟空大鬧天宮》。當時的香港不乏左派影院，譬如長城電影製片有限公司、鳳凰影業公司和新聯影業公司。和右派影院相比，左派的影片社會意識更強。
雖然就讀於天主教英文學校，林奕華卻對樣板戲有濃厚興趣。初次看《智取威虎山》時，他為戲中呈現出的與芭蕾舞、粵劇截然不同的色彩和節奏感到驚訝。70年代的香港，電視還可以收看《沙家浜》。小孩子沒有「政治意識」的概念，藝術的表現形式和語言很容易讓他們著迷。憑著單純的好奇心，林奕華小時候就看《紅燈記》、《林海雪原》，不僅愛溜進左派院線看《野火春風斗古城》，也看臺灣的甄珍、林青霞，香港的譚家明、許鞍華。童年的香港在林奕華心中就像一個「熔爐」，在「左右影院」之間串門的經歷給日後的文化工作打下基礎。面對不同地域和文化觀念，他沒有排斥性。
自小，林奕華就對文學、歷史和宗教情有獨鍾，唯對數學、物理、化學無感。中學上了一半，因自身才華被電視台成功挖角，一簽約就簽一年，一個月寫4個一小時時長劇本，月薪4000塊港幣，相當於今日4萬塊港幣。
香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生產百萬富翁千萬富翁最多的時代。社會熱衷在有限的時間裡賺快錢，炒賣直接激發功利心態。「帶著理想色彩的60年代在80年代變質了，到了97年達到最高峰。當年功利、短視留下的種子在現今長出了果。」林奕華說，「我很幸運，經歷了香港的轉變時期。從殖民文化到有本土意識、本土文化萌生，從回歸前的焦慮到回歸後的焦慮，我都在經歷。」
80年代港片的「風光」造成如今的「凋零」
如今，群體對香港的印象大多集中在80、90年代，不少媒體以「末世紀的狂歡」來形容該時代娛樂圈的「輝煌」。時間證明了當年歌壇上的「大腕」「大咖」，至今仍是不朽，譬如徐小鳳、譚詠麟、張國榮、梅豔芳與陳百強等等。那時候的張學友還只是新晉歌手，嶄露頭角。無線電視「五虎將」五年內取代了當時周潤發、鄭少秋在電視圈的位置。至尊寶在《大話西遊》裡立下「一萬年」的誓言，自此情話裡的「一萬年」取代了「永遠」，成為「我愛你」最長的年限。
「從80、90年代影片的題材就可以預見香港電影不會越走越寬，只會越走越窄。因為觀眾被培養和被慣壞，他們不需要尊重電影，電影對他們而言，只是用來消費而已。」林奕華說，「今天香港的電影流行創意與80年代差別那麼遠，要找原因不要看90年代，不要看今天，而要看80年代的我們做了什麼。」林奕華認為，80年代的娛樂片沒有培養觀眾對電影要有要求。
在他看來，80年代電影文化培養出「大家目前喜歡的東西」，體現在市民心態上就是「小男人」或「小女人」。他用「山寨」形容當時香港電影電視業的工作方式。在有限的資源裡，好的劇本，好的對白等人文組成部份被給予最少的資源。明星、特技、特效等感官部份卻被縱容。電影作為娛樂消費的意義更勝其他。被稱為「璀璨神話」般意義的80年代香港電影業，編劇往往不受重視。一部電影最貴的往往都是明星。與香港相比，文學在日本、好萊塢的電影工業裡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每年1月份，美國聖丹斯獨立電影節都會推出年輕人的新影片，在題材和意識上都是經過選擇的。即使在所謂最輝煌的80年代，我們也沒有這些。」
林奕華以兩個男演員——周星馳與劉德華——為例探討香港的文化認同。「周星馳代表典型小男人文化，他是一個生存者，男性的Cinderella，不僅能次次化險為夷還能成為英雄。這種英雄沒有在現實層面上解決問題，他把觀眾帶入白日夢，再把白日夢變成真實。」與周星馳式的「四兩撥千斤」相反，劉德華的形象則詮釋了「努力會有價值」。「我們文化中對成功的認同也是這兩種，一種是虛幻的，讓人自我感覺良好。另一種是憑著努力，讓人難以模仿。」
2007年．《奮鬥》、《潛伏》、《士兵突擊》、《金婚》等等內地電視劇，類型之多，涉及階層之廣，讓林奕華很驚喜。他觀察內地年輕人在網絡上談英劇、美劇、日劇，甚至港劇，「他們會積極地把自己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把自己當做其中的角色。香港年輕人相對缺乏這種想像力。」
「但是，內地很火的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在香港年輕人看來就『不夠潮』，他們更願意看韓劇和日劇。《半澤直樹》在內地與香港都很火，半澤自我又靈活，讓上班族出了口怨氣，他能反映年輕人對自己的想像，就如當年的周星馳。」
消費時代 「複製」造星
早在60年代，安迪華荷用同一個圖像經過數次複製、平鋪，並且不加更多細節的雕飾，讓眾多的金寶湯罐、可樂瓶、夢露的臉龐撲面而來。安迪華荷宣示，快速複製也可以產生慾望。
無論是內地持續發酵的各類選秀，還是各式各樣的網絡紅人，當我們用手機轉發微博、複製信息時，我們恰恰經歷著安迪華荷預見的時代：「複製」製造慾望，也製造明星。
「明星需要很深的文化底蘊，才不容易被消費時代的巨浪所淹沒和擊倒。」林奕華說道。「我們的流行文化中有一個現象：我們愛神話，不愛追求真實。今天的香港給人的感覺就是『神話不在了』。為什麼？因為當『香港神話』成為神話的時候，它沒有激發我們對自身的想像力，它只是激發了我們的模仿力、白日夢，以至於我們把自己放在白日夢裡，無法面對事實。」
七八十年代，要成為明星需要入讀訓練班，事業的起點從跑龍套開始。選秀出身的藝人需要有數張唱片作墊腳石才能登上紅磡的門檻。「過去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和情感，如今時間被濃縮，我們對很多事物的感情被切割削薄，這讓我們的產品和我們沒有多少情感空間。」
「我們紅了一個林夕，但是我們死了很多不是林夕的人。」這是林奕華在多年前的訪談中所提及的。他認為，在一個文化保守、不尊重多元發展的社會，林夕的歌詞有無力感和宿命感，就像餅乾和洋芋片，裏面有許多情感味精。時隔4年，林奕華依舊不滿。「擅長描寫失戀的填詞人，設置一個的程式，讓每一個聽者投入程式並得到滿足。當一種程式的重複就代表成功，在市場上屢試不爽時，其他的可能性就被排斥了。」
當卡拉OK音樂牽動流行，「唱得和陳奕迅差不多」成為唱一首歌最大的價值。當音樂的價值不是用來欣賞和尊重，而是被用來發洩。K歌本身就限制了我們的發揮空間。「大家利用歌來宣洩情感，可是歌詞是別人設計好給你的，你驚喜被歌詞『說中了心事』，還把歌詞當心靈雞湯，殊不知越『被說中』意味著你越被動。當一貫流行的程式都在表達失戀時，難保大家不會把歌詞當作經驗的替代品，面對情感會產生『也許我會失敗』『因為我覺得我會失敗，所以我不要付出』等等顧慮。」
「我不會直接用泡沫來形容80、90年代，因為它的確有留下什麼。四大天王仍然活躍，他們沒有消退，以他們為標誌的某一世代的香港情懷也沒有消退，他們的輝煌是後來的人沒法超越的，只是我們的接班人在哪裡？」
香港演員的自我修養
林奕華的舞台劇多用台灣演員，甚少使用香港演員。究其原因，他毫不諱言，「我不認同香港表演學校的教育體系。我不認同鐘景輝作為香港戲劇大師，他建立的演藝學院教育戲劇的體系和方式。」
周星馳的《喜劇之王》紅了《演員的自我修養》這一「著名」道具。但是，林奕華堅持讀戲劇的學生必須讀哲學、心理學和藝術，要瞭解建築等人文知識，不該把「戲劇」當「演戲」來學。於他而言，戲劇工作者與醫生沒有區別，「他們都是在救人。」
他發現台灣演員身上鮮少帶有「複製的模式」，觀眾不會產生「他演得像誰」的疑惑。「演員對表演應該緊跟上導演的思維、觀念、視野，把訊息更好地傳達給觀眾。但是，有的演員更關注，『我該怎麼表演才能讓觀眾買票入場看？』」
一邊找茬一邊等待香港
除了時常為香港、北京、廣州的報章雜誌撰寫文章外，林奕華還出版《等待香港》及《娛樂大家》系列書籍。有人開玩笑說：「《等待香港》其實就是找香港的茬。」對此，林奕華說：「每一個人的存在都不是定格，每個人都在學習如何變得更好，如何能夠有所超越。要經歷變化的過程，我們就需要學會自我批評。」
林奕華說，「我對香港所有的批評都來自我對他的期望，也是我對自己的期望。因為我一直在利用香港的優勢來吸收目前我所懂得的東西。」
作為香港人，站在他者的立場回看香港、看中國，小至考試，大至選秀，人的價值建立在把別人踩下去的「能力」上。每個人似乎無法擺脫一種相對自私的氛圍：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吃虧」，「不要輸給別人」，「不要給自己太多要求，因為這樣好累」，「我要吃好的，穿好的，我要享受人生」等等，卻忽略了這些自我與自我辯駁的結果大多是被動灌輸的。
「大家不習慣評論自己，大家愛把自己放在一個我不評論你，你也不評論我的位置，寧願不說真話，也要讓彼此舒服。這樣的空氣讓人麻痺，明明看見又說看不見。」無論是排戲還是教書，林奕華都很注重提問題，通過觀察不同文化，把分析與質疑轉變成提問能力，溝通能力，一起探討「我們更好的未來在哪裡」
香港如同戈多，「等待」只是一個比喻。「香港如果走上一條短視、功利的路，儘管我們認為這是歷史造成的，我希望內地可以看見這些問題構成的因素，而不去重複它。」
當代人有「病」 皆因不知「我是誰」
喜歡藝術，喜歡建築的林奕華稱自己最喜歡的還是「人」。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能瞭解到更多的人。「我常常瞪著眼睛，逼著別人和我聊天，和誰都能聊很久。」
現代社會，人類某些「本能」在機械化中萎縮，新的問題不斷湧現，譬如「如何愛」，「如何信任」，「如何溝通」等等。林奕華定義此為「非人化」，「很多人不懂得自己原來是個『人』，人類原本100%的潛能，部份被機器代勞後，就只會探索自以為自己有的8%，而忽略了剩下的92%。我想要愛，但是不知道愛需要付出，卻天天想擁有。同代人中，我們似乎很瞭解彼此，但是各自有計算和不自信，連同代人都有防衛，以致錯失很多本來可以共事，本來可以相愛的機會。」
香港「病」了，現代人「病」了，「功利」只是一個「果」，而非病因。林奕華認為當代人最大的病因在於不知道「我是誰」。「現代人的焦慮和迷失，很大程度是因為我們在扮演我們父母希望我們成為的那個「誰」，我們夢想成為電影電視劇裏的那個讓人羨慕的角色，我們期待成為媒體口中的成功人物，我們用外在的東西來定義『我們是誰』，因而弄丟自己的心。在科技發達，資訊膨脹，慾望高脹的世代裡，現代人的病因在我們還沒有找到自己是誰時，卻已不見了自己。」
關於林奕華
林奕華出生在香港，中學畢業前曾在前麗的電視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擔任編劇。畢業後與友人於香港組成前衛劇團進念.二十面體。1989至1995年在倫敦居住，期間組成「非常林奕華」舞蹈劇場，先後在倫敦、布魯塞爾、巴黎、香港發表舞臺創作。1994年憑電影《紅玫瑰白玫瑰》(關錦鵬導 演)獲台灣金馬「最佳改編劇本」。1995年回港後致力推動舞臺創作。2013年12月，以第109場華麗封箱的《賈寶玉》是林奕華導演舞台劇20年來的第50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