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落馬洲上念親
他們大多年近六旬，持有香港居民證，說著一口嫺熟的粵語，偶爾會蹦出幾句地道的內地方言。落馬洲的對面，深圳河的對岸曾經寄託了他們幾多鄉愁。他們只是香港移民潮中微小的支流，可是一張沒有回程的船票卻足以改變了他們每個人的人生。
洞伯和位雄叔都是廣東陸豐人，他們在70年代初末不約而同地「搶」到赴港的船票，如獲至寶，揣著幾口乾糧，趕上了「移民潮」的末班船。來不及留下歸期，兩人帶著「此生或許再也沒法回家了」、「置生死於度外」的想法，走得頭也不回。（文/彭心冬）
飢兒逃港 莫問歸期
「如果不是形勢所逼，我不會來港。」洞伯說。洞伯一家因「成份問題」，越是大年團圓夜越難安寧。「一群村民突然闖入，稱要例行檢查，便用粗麻繩將一家綁在門外的大榕樹上」。母親淚流滿面，弟弟妹妹被嚇得瑟瑟發抖，洞伯回憶起當時的光景哽咽難忍，「我們那一代沒有童年」。
洞伯出生在1949年，九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三。在媒介信息不通暢的年代，他對香港最初的印象來自於60年代的大饑荒。當時的社會組織將香港同胞送來的救災麵粉和大米分發給村民。自那時起，香港成了洞伯心中「自由」、「沒有飢餓」的代名詞。
一天，船夫捎來口信，「有船抵港，必須現在出發」。坊間流傳的說法是，此行九死一生。可洞伯沒有動搖，他放下貨兜裡的花生米，抓了幾口乾糧就離家。那天是1974年5月1日。
在當年人均工資僅二三十塊的計劃經濟時期，被叫價至兩百多元的赴港船票屬於「既昂貴也難得」的稀罕物。五年後的大年初九傍晚，春寒料峭，與洞伯同鎮子的位雄叔也得到一張船票。他是家中幼子，眾人對年近九旬的爺爺隱瞞了他將離家的消息。為免驚動他人，家人門廳虛掩，不敢相送。臨行前，位雄叔抓了一塊家鄉年糕塞進兜裡。
對於途中景象，位雄叔仍歷歷在目。「幾位船夫撐著一艘破舊的木船出海，船還沒走遠，船底便開始滲海水。暗處蹲著60幾人，大多是二十來歲的青年。當船駛開去，男的大多嚴肅無言，女人一見大海便開始啜泣和嘔吐」。經過兩夜一日的海上飄搖，船只靠岸，香港便在腳下了。
做「走鬼」 捎藥返家
一上岸，洞伯和位雄叔的第一要務就是找工作。兩人入過廠，當過店小工，打過最長的工便是做「走鬼」，也就是「流動商販」，推著四輪拖車賣水果、零食等等。一日生意收入多則近千，少則數百。位雄叔常常在觀塘一金鋪門口擺檔。印象最深的便是當年告示欄上的金價，「在68元港幣上下浮動」
做「走鬼」遇同行糾紛，同鄉團結才能避免動拳頭。一旦商販多，堵塞交通，被「差佬」（警察）逮著，「走鬼」們就得上法庭。洞伯說：「香港講法治，你向法官承認你『阻街』，按照程序總會給你說法。」
想起老母親每逢換季便夜咳不止，位雄叔將第一個月收入買了幾盒「丙種球蛋白」，托人帶回鄉。據說打了針水後，老人家鮮少咳嗽了。
談到當年的香港，洞伯說，「男人熱衷燙髮，穿緊身襯衫和喇叭褲」，「內地風行保守的中山裝、列寧裝」。拿到第一筆薪水後，洞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買一套「港式」衣服。
位雄叔對港人的生活方式有興趣，但因為條件有限，抵港半年後才初次到茶餐廳「歎早茶」：「一杯茶一碟蘿蔔糕一份報紙過休息日」。
近鄉情怯 落馬洲念親
洞伯和位雄叔都住過木屋區，一百多塊港幣的租金，還包水電。木屋區因租金便宜吸引了許多低收入階層，可是大片大片的木屋連接搭建也存在安全隱患。一夜，其中一木屋突然起火，四下的女人和孩子亂作一片。「當時無論你是內地人還是香港本地人，四方鄰里都得團結起來一起滅火救人。」洞伯說。
對於洞伯而言，當時的港人對內地同胞情感也複雜，「同情」和「輕蔑」二者皆有。街道上多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如果身穿中山裝或舉五星紅旗，就會被人喊作「左仔」。
由於政策不明朗，洞伯和位雄叔又不敢輕易回鄉。兩人一般都委託回鄉的人給家裡捎信帶錢。除了書信，每當掛念起家中的老媽媽，洞伯就會和一群同鄉掏著望遠鏡，站在落馬洲上望深圳，想像對岸就是故鄉的村鎮……
當位雄叔第一次踏上回鄉的路時已是離開家的四年後。回程時他只有一個想法：如果政策收緊，回鄉就不能回港，那就留在家鄉再也不離開。當他帶著收音機、藥品等回到家時，才知道91歲的爺爺剛過世。臨終前老人曾盼著見位雄叔最後一面，等了三天才閉眼。
如今每年春節洞伯和位雄叔還是會回內地與親人一聚。看著香港與內地近年的變化都感慨不已：「誰能想到如今兩地關係可以如此自由和緊密。」
【新聞背景】
逃港潮回溯
上世紀50至70年代期間，中國內地曾因爆發難民潮，大批內地人士湧入本港。逃港潮大致上可分為四波：
第一波：國共內戰時期，大批民眾因逃避戰禍湧入香港。
第二波：新中國建立初期，不少地主、廠家和國民黨人士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9年至1961年，因中國內地出現饑荒，導致民眾逃港。
第四波：文革期間亦有一大批內地百姓湧入香港。
香港人口在這幾十年間，由60多萬增加至550萬，其中接近85%人口是從第二波移民潮開始來港的內地居民，或這批移民在港出生的後代。
「抵壘政策」吸引大量勞工
港英政府年代，曾採取「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針對大陸來的偷渡客政策規定，偷渡者如果成功抵達市區，就不會被遣返，並獲發身份證。該政策始於1962年，那時內地發生饑荒，5月初， 突然有數以萬計內地人，在新界各個邊區湧進香港。港府派出的軍警，起初並沒有大肆堵截，還派麵包給他們吃，協助他們在粉嶺﹑上水登上往九龍的火車。港府當 時「歡迎」他們的目的，是基於這些人能翻山越嶺而來，多是年輕力壯的青年人，而本港的輕工業開始起飛，工廠需要大量年輕力壯的青年人，新移民有助降低工資 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