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1944年4月29日出生，江蘇人，曾任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聯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2011年11月2日卸任，現任聯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譽主席，聯想集團高級顧問，中國著名企業家，投資家。1966年畢業於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現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前身)，後曾在國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科院計算所從事科學研究工作，1984年作為公司創始人之一創辦北京計算機新技術發展公司(聯想集團前身)，後曾任總經理、總裁。1988年創建香港聯想並出任主席。1997年北京聯想與香港聯想合併，柳傳志出任聯想集團主席。2000年1月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商業人士」。
以下為柳傳志2014年訪談：69歲老人的「智囊」
沒有誰能像柳傳志先生一樣對中國的企業家施加如此多的影響了。在他參加的3個俱樂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中關村管委會顧問委員會和泰山會中，涵蓋了當今中國最知名的企業家，這些互聯網商業帝國的領導者或是地產巨鱷的創始人位於這個國家經濟脈搏的中心，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與財富無可匹敵。但他們仍然需要聆聽這位69歲老人的教諭，關於進退、榮辱或是妥協。即便拍攝封面，企業家們也都願意和柳傳志站在一起，彷彿他代表了某種穩定而可靠的經驗、一種規避風險和對抗波瀾的擔保。
同時，他也得到了北京最有權力的政治家的尊敬和某種程度的認同。這讓他可以在中關村為政治局委員講課，或是作為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智囊團」的一員進入中南海傳經授道。
他樂於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分享管理經營企業的經驗，分析當前的宏觀政策甚至是傳授對人生的理解。2013年，他還參加了一檔電視創業欄目，作為評委為青年創業者指點迷津。今年，在倫敦發佈的「全球最具影響力50大商業思想家」(Thinkers50)榜單中，柳傳志位列第31位。
但他並不期待在所有領域都發揮這種影響力。一方面他討厭講空話，「我只在自己懂的方面發表意見。」另一方面他並不想成為某種真理的傳播者，他研究民-主和普-世價值，但並不打算用這些理論去影響別人。他始終是一個企業家，有自己需要守護的東西：「如果我真想無所顧忌地站出來說話，我就去做一個學者，再有勇氣就走仕途了。」
與幾年前相比，人們越來越期待企業家能夠擔負更多社會責任，即便是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內部也存在不同的聲音，作為企業家，是如王石所堅持的作為社會公民表達意見，還是王健林所說的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但對於柳傳志來說，這與其說是一種承諾與宣言，不如說是一種家長式溫和的告誡，作為中國企業家的領袖和掌舵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任務不是開闢新航道，而是保證船隻不傾覆。
柳傳志現在已將目光投向新的目標：革新中國的農業。在這傳統的、充滿安全風險的領域，他展示了自己的雄心，在距離中國兩萬公里的智利建立了農場。他珍愛自己的名譽，卻大膽地把出產的獼猴桃用自己名字命名——「褚橙柳桃」是今年營銷最成功的一款農業產品。
媒體猜測現年69歲的柳傳志何時會退休已經10多年，經過若干次的卸任和復出，他還是聯想的靈魂人物。有人說，即便有一天柳傳志無法工作了，他的靈魂仍會管理這家公司——前一個被如此評論的商業領袖是AIG帝國的構建者格林伯格。聯想內部則專門建立了「柳傳志保健小組」，除了制定健康養生的起居、飲食計劃之外，還給柳傳志訂下了每天體育鍛煉兩小時的要求。現在，他每天都和老伴一起打高爾夫球。
談褚時健問：本來生活網的朋友告訴我，他們一直在爭取「褚橙柳桃」這麼一個說法，但佳沃(聯想控股現代農業公司)的人一直不同意，直到產品發佈前兩天你知悉後拍板同意才促成這一成功營銷，有的人避諱自己的名字跟褚時健聯繫在一起，你卻說和褚老的名字連在一起是一種榮幸。
柳傳志：確實是這樣的。當年全國有一個品牌價值榜的公佈，紅塔山香煙好幾年都是第一位。我對他特別敬佩的是，在還沒得第一的前幾年，我和褚時健先生有過一次接觸，那時候知道他早年間在一個負債纍纍的煙廠工作，還到底下看煙葉。因為他比我大十幾歲，已經讓我非常敬佩了。
問：那是90年代的事?
柳傳志：90年代。後來到了2000年前後的時候，我記得紅塔山連稅加上利潤有200多億，這讓我也挺吃驚的，因為當時聯想的營業額也就是 200億左右。當然煙酒特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進入的領域，但是他從一個負債纍纍的煙廠能成這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對他的這種敬業精神和能力還是很佩服的。
後來知道褚時健先生出事了也很感歎，當然我們認為不管怎麼樣，我記得是張維迎打過一個比方，說好比是一個寺廟裡的和尚給佛爺上香的油，因為菜裡的油不夠，挖了一勺做菜吃了。不管怎麼樣，反正動了不該動的東西，這個應該受到批評甚至處罰。
但是他在企業界應該講是一個下金蛋的母雞，這樣的企業家其實是很難能可貴的，我當時在很公開的場合講，我覺得國家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怎麼樣能夠產生更多的下金蛋的雞，另外怎麼去愛護這些雞。同時我也感到很幸運，我們這個企業走上了一個股份制企業的道路，另外也感到我自己的老闆是多麼開明。當然我決不會做那個什麼的事情，但是我自己也覺得是這麼一種感覺。
後來知道褚先生家裡的情況確實很令人遺憾和痛心，真是沒想到他到了這麼大的年齡又出來，然後又從頭做起，認真去研究水果，把它真正做好，這讓我非常的敬佩。
我還專門去雲南看過他一次，他不像我，他真正鑽這行東西，他讓我們的團隊學了很多的東西。他真的成了一個農業的專家，他本來也是一個農業專家。到那裡怎麼樣改善土壤，怎麼樣讓水和肥起更大的作用，這方面都有很深刻的研究。我更敬佩的還是他的那種精神，就是到了那個年齡還能夠有一種向上的精神，這點真的是讓人很感動。
所以我根本沒有猶豫過說我的名字願不願意跟褚先生掛在一起，有點猶豫的話只是我們的東西千萬可別做得不好。當然這個我想也不會，因為我們這個團隊是一個我很信任的團隊。
問：你那次去雲南跟褚老聊，除了農業方面的事情，還會跟他聊什麼?
柳傳志：其實聊的面挺窄，因為別的話題，我覺得褚先生也比較敏感，主要是農業、身體和健康方面的這些事。其他比如像剛才說下金蛋的雞之類的不會在那種情況下聊。但是那天我去的時候當地的官員來看望，對他非常的尊敬。他確實給雲南當時的財政收入做了巨大的貢獻。雖然有的人不做企業，不管財政，但是他也應該感覺到像褚時健先生這種人是值得我們所有人尊重的。
革新中國農業問：褚時健選擇農業，是他東山再起的一條路徑。那麼聯想最早起家是一個高科技的企業，是一個IT企業，突然聯想一下子要做農業，柳傳志要做農業，為什麼?
柳傳志：我前面也是做了鋪墊，不是一把就走到這兒了。第一個鋪墊是2000年的時候聯想分拆完了之後，我已經決心做多元化，就是非相關多元化，跳過IT行業進到別的領域。其實從2000年以後，我幾乎沒有在IT行業的會議或者論壇中發表過任何演講，那個地方我希望聯想的年輕同事能夠有更多更積極的發言。
為什麼要做多元化?一方面我覺得做企業將近20年的時間，積累了一些企業管理普遍性的經驗;另一方面我認為做一個高科技領域確實風險還是很大的，這種風險本身有時候自己是控制不了的，新材料新技術的產生會來得非常突然。我在原來高科技基礎上做一個母公司，讓它能夠有更豐厚的財務回報的一個基礎，然後在高科技本身的發展即使遇到風險的時候，我也不會拉它的後腿，妨礙它創新，當真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公司也不會被整個顛覆。
這件事情實際上在後來得到了驗證，你說2005年我們並購IBMPC(業務)的時候，純從股東董事會的角度考慮，他們確實是很擔心的。因為併購的風險遠遠大於成功的概率，但是當時如果不去參與併購，今天的聯想成什麼樣?一定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企業，甚至能不能存活都不一定，肯定邊緣化。今天的聯想能夠有340億—350億美元的營業額，能排在前五百強中間的位置，確實是並購成功，那是冒很大的風險的。
以後遇到這種事怎麼辦呢?是不是一定能夠成功呢?確實不一定所有的事都有把握，如果母公司聯想控股有了一個肯堅持的業務或者其他業務的基礎，這時候就可以放心地讓高科技領域的負責人去闖了，這就是我在2000年的時候下決心進入到其他領域(的原因)。
當時選擇的領域就是風險投資領域，後來擴展到PE，然後選擇房地產，這些年積攢了一些資金，有了一定的本錢，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希望除了做投資以外，能夠進入到其他的行業領域，並且能夠成為這個領域裡面的領先企業。在討論這個戰略的時候，聯想控股全體一致認為農業是個好行業，大家都認可，而且要做就決心做好。
問：你選擇農業是基於一個投資回報率的考慮還是聯想的一種情懷?
柳傳志：兩種都有。我們首先認為投資回報我們認為是可以的，真正完全賠本的生意，完全是為做公益那麼做我們也做不動，我們畢竟是個企業。我們堅信我們要做的，無非就是中國人確實需要的東西，大家都感到食品並不很安全。從未來來看，也會產生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的人群，橄欖形的人群的群體會逐漸增多。
另外也受一些刺激。有一次在國外，跟外國人談到這個話題，那時候我在宣傳中國民營企業家。他說聽說中國食品出了些問題，這不也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做的嗎?大概意思就是中國人做的東西賣給中國人吃怎麼還這麼做呢?我只能說這只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將來會好的。你只能跟人這麼說，你還能狡辯什麼?心中只是覺得不是很舒服，我覺得我們自己要做就好好做個樣子，不僅是將來賣我們的農產品，也是賣我們企業的信譽，告訴大家如果好好做，很多地方是可以把紅海變成藍海的。
問：剛才你談到10年前決定要聯想多元化，能否這樣理解，IT企業是一個高速發展並且充滿著變化的行業，國際上也是，從微軟到蘋果到後來的谷歌、推特、Facebook，它一直在變，不斷地有更年輕的更有活力更酷的企業出現。這是不是你做出的戰略選擇，我們不去拚命保證聯想始終在這樣一個潮流領先的地位，讓這個企業更有活力更酷，而是去夯實這個基礎，保證這個企業不落後。我覺得這是兩種戰略兩種選擇。
柳傳志：是。今天聯想控股所選擇的道路，是因為人們正常的生活，必須是有真正的實物，而不是網上畫的卡通實物，要有真正的服務等等。互聯網進入人的生活是以這些實業的消費，實際的消費和實際的服務作為基礎的，只不過把它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比如說像小米手機，它的營銷方式通過互聯網以後，變成一種社交型的營銷方式，這都是過去人們沒有想像過的。但是到最後的時候你還是要把你本身的業務做好，那還是很重要的。
十八大三中全會如同定心丸問：2013年馬上就要過去了，你覺得聯想在這一年裡面臨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或者最艱難的選擇?
柳傳志：我倒不是想說最艱難的選擇，特別想說最重要的選擇。2013年是我們對未來的戰略發展認真重新審核的一年，它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十八大召開以後中國共產黨、政府，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的發展方向和政策，這些東西都會對企業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另外國際上各個國家發展的不確定性，都給我們的企業未來的發展都帶來一定的不確定性。
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些年，移動互聯網利用網上服務的方式開始發力，讓人們見識到互聯網的作用。這些東西都會讓我們重新考慮我們以前的工作方式，考慮我們要走的道路。這個是去年我自己想得最多的東西。
問：剛才提到一個詞是「不確定性」，你在十八大之前，準確地說是三中全會之前，你覺得這個不確定性很大。但會議之後我注意到你說的一句話，說吃了定心丸了，怎麼理解?
柳傳志：中國的經濟一直是在選擇一種平衡，就是發展和公平，不停地在這兩個之間選擇一個合適的點。在前面幾年，經濟發展得很快，但是同時確實也給人帶來了心裡很緊張的因素，包括社會自然環境，比如像霧霾天氣。還有一個是官員的貪污腐敗，確實是比較嚴重。嚴重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一邊說著要抓貪腐，但是一邊還繼續發生著，而對有的人抓有的人不抓，這時候會影響到老百姓的焦慮感，就是沒了規則。還有就是社會上貧富懸殊本身，這個貧富可不僅是指企業家，還有一些不正當收入的來源，都會造成一個社會的不穩定。
在這種情況下，到底政府會制定一個什麼樣的政策?我當然會感到很緊張。有一種情況是乾脆完全變成一種所謂公平的方式，把它全拉平，或者是政府有更大更強有力的手去干預它，這些都是讓我們比較緊張的。
但現在政府堅決表示要在後面的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中，讓市場規則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減少審批等等，減少政府的力量。這件事實際上讓人放心不少，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階段看到政府做的某些事情是有想法，說了真做的，它不是只是說說而已，它有想法有策略，要做就真做到底，這時候還用這樣的方法去做，我就覺得心裡踏實多了。我也挺怕那種，說是一回事，真做的時候是另外一回事。
問：所謂聽其言，觀其行，十八大(三中全會)是聽其言，你是看到它什麼樣的措施什麼行為讓你覺得它是在做的?
柳傳志：它其中真難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涉及現在官場中利益的事情。在這一階段除了打擊貪腐的力度加大以外，好像看不出是有誰貪腐我不打，有誰貪腐我打，但是在以前的時候會讓人感覺到有些地方明明有貪腐，誰都知道，他沒動，這是不一樣的。
再比如提倡不許政府再浪費的問題，過年的時候開始定了一個八條，人們都以為是一說。但是最近可以看到，中秋節一直到現在，甚至定出來不許喝高檔酒，政府請客吃什麼價格的菜，連這個都定得很明確。再包括政府官員出差的時候，要部級官員才能住套間，公車的管理方式，甚至政府官員辦公室尺寸大小，這些東西都做了規定，而且政府也通過各級政府包括中央部委都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來檢查自己是不是真正做。這些事情真的要往下做的話，最起碼老百姓心裡會踏實。
這些事情實際上在真的按照政府提出的剛才說的市場化規則的話，會有多方面的矛盾，比如地方政府的和中央的矛盾、中央部委和中央的矛盾等等，大家其實最大的矛盾還是既得利益者本身產生的矛盾。現在政府能夠在這些問題上真堅持，共產黨真的堅持這麼做，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兆頭。
我們國家在改革的時候千頭萬緒，在一定時間內，政府的措施要強硬一些我是可以理解的。舉個例子，我以前非常煩的一件事就是坐飛機誤點，我開會從來不願意遲到，在北京市汽車我可以打提前量，比如我到東邊去開會，我甚至可以前天晚上就在那邊租個酒店住，免得第二天遲到。但飛機完全控制不了，誤點一誤四五個小時，經常性誤點，我總不能白天提前一天飛到目的地吧。但最近我在統計，坐了8次飛機一直沒誤點。這件事情我相信它不僅是國務院能解決的，它一定跟某些軍隊部門還是有關係的。
問：軍隊已經讓出了一部分空域。
柳傳志：空域。因此你想想調整，如果是權力不相對集中的話，這些問題很扯皮的，這就是說在一種非常化的時期之內，特別是比如頭緒很多很亂的時候，它實際上我覺得在某種情況下，相對集中我認為是必要的。
在商言商問：今年有一部電影叫《中國合夥人》，很多人看到最後給你給其他企業家致敬的時候，自發地鼓掌，這是我之前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我的理解是大家對中國企業家這個階層有所期待。
柳傳志：是。
問：但在這個時候你又告訴企業家們要在商言商，不能去過多地講政治，現在十八大和三中全會之後你會不會改變這樣一個觀念呢?
柳傳志：其實在商言商本身這個詞看怎麼理解。在商言商並不等於不關心國家的事情，也不等於不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只是看多大的範圍。我作為一個商人，實際上我對政治或者是其他社會方面的科學理解得是不透徹的，我只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去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又在周圍的人群裡有一定的影響力，我覺得我還是謹慎為好，尤其在那個敏感時期，我覺得最好的做法還是把自個兒的事情做好。
比如農業，我大聲地呼籲做農業產品的各個公司應該怎麼樣，講誠信，我們都是中國人。但你說這話還不如你自己好好做個樣子，這就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理解。我凡是到商學院講什麼話，一定不講那些我不懂的事，一定是我自己做過的事，或是我朋友我親眼見過他做過的事情來作為內容。所以這裡面第一有的事情我確實不懂，第二個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可能用行為用事實來說話比自己講的話可能更有力。還有一點他也不等於自己不關心什麼事情，大概就是這樣。
問：你講過一句話，說中國是需要改革和改良的，把我們價值觀中的一部分和普世價值有矛盾的逐漸變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你覺得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普世價值有矛盾是哪些，可以通過什麼樣的步驟或者手段把它改變成能跟普世價值融合?
柳傳志：其實這個不應是我這兒說的話，所謂普世價值，最先定義這個東西的應該還是發達國家的西方人士，東方人在某些地方還是有東方人的一些具體特點。拿民主來說，搶先一步的民主比如菲律賓和印度，把民主幾乎看成為一種目的，但實際上經濟上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南美也是這樣，南美畢竟有些生活水平比這邊好多了，這邊有些國家是水深火熱。
我記得我1987年去新加坡的時候，當時接觸了兩類人，一類是新加坡的學者教授，他們對李光耀很不滿，認為他強權、霸道。但我當時也接觸了當地的小商人們，那時候剛剛開始辦企業，住著低檔的旅館，住在別人的家裡，坐出租汽車，接觸了很多那兒的下層的人，底層的人對李光耀非常滿意，就是解決了他們住房的問題，覺得他們生活確實比以前好。但是在手段上講，李光耀可能就是強行。
問：威權主義。
柳傳志：到底哪個好呢?這東西都值得考慮，我們心中也有一個定義，這兩個定義是不是能碰到一起，和在什麼時候碰到一起，要讓時間和空間來說話。
也許我們今天才經過了幾十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幾十年算多短的一個時間啊，也許過很多年以後它會逐漸結合到一起。但畢竟我們一生只能過這個裡面很短很短的一部分，這部分本身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讓中國過去很窮的人能過上比較富裕的日子，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等等，這是說得像我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東西。現在的中國人不要說生活，想法上也是五花八門，信念上也是五花八門。到底怎麼樣能逐漸集中起來，能夠形成一炷香，還有多少年?這個東西真的不好說。
問：所謂凝聚改革共識現在還沒有達到。
柳傳志：對，我也不想研究那些更深的理論。我不是不想研究，我可以跟一些朋友說說話，聊聊天，聽人家的想法，那就等於長我的見識，但是我並不想拿去影響什麼人。我真想去影響人的，覺得有能力影響人的，就是我把我的企業做好，做成一個誠信的企業，受人尊重，值得信賴，這總可以吧。我只想做這件事。
（訪談文章摘自《銷售與管理》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