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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车计划怎么跟好

新浪财经讯 “201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陆家嘴科创沙龙”于7月21日在上海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出席并演讲。

贾康认为,“钱学森之问”相关的原因,涉及已成路径依赖的以高考过关为最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销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

高等教育阶段的氛围是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盛行,使进入高校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而成长为大师。

在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领域,盛行的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繁文缛节等等,遏制了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另外,研究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等,败坏学风、毁坏人才。

他认为,在总体寻找出路、破解“一迷一问”方面,显然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和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科研创新规律,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破题,从供给侧以力求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变革,打开中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

他表示,第一,高考前的应试教育和这种考试关口在当下,其个人认为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不宜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第二,从高校入学学生教育开始,一定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第三点,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这是第二阶主战场。第四点,在学术界科研领域,要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氛围,鼓励在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容忍个性和失误,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成名、成业。

以下为演讲全文:

贾康:大家好!我发言的主题是实施科教供给侧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之迷”。首先要强调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基本国策,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支撑条件。

原理上说,邓小平非常简洁肯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表明与揭示科技创新对于发展在生产力解放这方面的乘数、放大作用。而实现科技创新的关键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经济学上称为“人力资本”高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这种人才的不断培育,当然就主要依靠高水平的教育。

所谓“自学成才”,其实并不是完全脱离教育体系的,它是在社会教育体系的总体氛围之内又有特殊的努力,两者还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要把从供给侧的教育供给,到高水平创新人才供给,再到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的供给的逻辑链条把握好,形成相关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总体的高水平,就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

中华民族并不缺少勤劳、智慧的品质和大量杰出人才的典型案例,但是近现代必须承认“李约瑟之迷”又衔接有“钱学森之问”,深刻反映了中国本土不可忽视的一个挑战性的非同小可的问题:为什么很难有现代科技的一流突破之功和一流领军科技人才的成功脱颖而出?这个情况已经延续了“近现代史”概念下往前追溯的四、五百年。在要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破解“一迷、一问”是科教兴国绕不过去的历史性考验。

框架性认识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李约瑟之迷”是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首先提出的。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满足人的需求方面曾明显优于欧洲人,而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也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现在人们也称为“李约瑟之迷”,它引发了多轮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探讨。

从不胜枚举的案例来看,“李约瑟之迷”所指的事实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印刷术方面,中国人早早掌握,利用链条传送动力装备方面据考证领先欧洲人700年,指南针是中国人首先使用的(属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100年之后世界其他地方才出现相关的使用信息),还有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包括火药等等,但是这个火药在应用方面,中国人主要用来制造烟花爆竹以营造节日气氛和驱赶臆想中的鬼怪。多少年后,在鸦片战争中,却遭遇了“坚船利炮”的英国人发射过来的从未遇到的猛烈炮火而归于惨败。15世纪中期之后,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突然止步不前了?近几百年,罕见中国本土原创性的科学贡献。

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有很多的研究努力,比如认为中国迟迟没有具备适宜现代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中国人的传统中太讲究实用和保密,很多发现、发明滞留在经验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选拔的是文科人才,特别是明代以后的几百年,主要是以八股文选精英,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以及对于经商阶层的蔑视与抑制,大一统帝国的专制等等。这些分析认识,对中国现代化中如何展望2049战略目标而成功走出创新型国家之路,是具有启发和现实意义的。

另外,我们接着要说“钱学森之问”,这是在最近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下,社会上高度关注的,与“李约瑟之迷”的历史背景和传承因素显然有内在联系。中国的当代特征是改革开放使国家总体而言大踏步跟上时代,在多个方面明显缩小了和世界的差距,这个图景之中,为什么领军人才的培养却几十年来总是不如人意,钱学森在晚年对温家宝总理说: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和社会界共同破解。

以上两个命题显然有内在的关联,可以从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高端人才切入。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想提到至少如下几点认识:

“钱学森之问”相关的原因,涉及已成路径依赖的以高考过关为最根本目标的应试教育、销磨了学生的好奇心、创新思维潜力与创造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把不少大师的胚芽磨灭在入大学之前。

高等教育阶段的氛围是压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与落后的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盛行,使进入高校的学生难以发挥创新潜力而成长为大师。

在科研工作、产学研结合领域,盛行的官本位、行政化、短期行为、繁文缛节等等,遏制了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

另外,研究界的门户之见、帮派意识、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等,败坏学风、毁坏人才。

这些都是相关因素。

我们的出路何在?准备会议材料的时候,我注意到党中央国务院6月份专门发布了在义务教育领域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7月已经正式见报。在这个文件里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方针,说到怎么样在教育改革中注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怎样注意要重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让他们能够提高学习能力等等。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作为研究者提建议,我觉得在逻辑上讲应该正面提出要激发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延伸到中学,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应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在这个阶段上就要积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总体寻找出路、破解“一迷一问”方面,显然我们要把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和充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科研创新规律,从人本主义、人文关怀破题,从供给侧以力求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体制变革,打开中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突破的潜力空间。

现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积极研讨正确的思路和总结、实施可行的合理措施、方法。

在具体考虑方面,我想提这样几点,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高考的现实——这个高考制度虽然遭到亿万人的指责,但是亿万人却又无可奈何。毕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现在的高考还可以大体保证社会可接受的公正性,湖北黄冈、安徽毛坦厂、河北衡水等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中学教育案例,人们称为“高考强训营”,有现阶段无可奈何的合理性。高校扩大招生自主权,在这个方向上需要试点,但很难避免扭曲,如过于激进,甚至可能引发铺天盖地无所不用其极的拉关系、处关系不正之风。所以,高考前的应试教育和这种考试关口在当下,我个人认为还是“最不坏”的公平模式,不宜作为当下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主攻点。

我自己就是1977年得到恢复高考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恢复高考以后,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不得不越来越强化应试教育的特色,确实有明显的弊病,但是有这么多年研讨,拿什么替代它?还没有像样的方案。我认为扩大招生自主权只能试点,现在还没有一个看得出来社会可接受的方案,当下学不来各个高校自主出题、自主招生就解决中国高教门槛的问题。

第二,我们得注意,从高校入学学生教育开始,一定要大力推进多样化、包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把本科以上的国民教育改革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阶主战场。

我注意到这几天网络上面,有中国科技大学阮耀钟教授(八十多岁的老教授)发自肺腑之言的一篇关于中国教育怎么鼓励人才创新意识的强化和更好培养人才的文章。文中可取的观点,至少对我们很有启发之处的,是阮教授强调了过去已经注意到了教授治校、民主办学、宽松环境,这是现代教育里必须放在中国认真考虑的一些教育氛围营造和制度安排优化的要点,这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

人们往往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有锋芒的观点,我个人觉得要在观点的锋芒里更多考虑其合理的内核。中国现代的教育方面在大学教育中,在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密切结合创新能力培养方面,确实是我们的短板。一定要把高校的这个阶段怎样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大台阶、一阶主战场。

第三点,跟着前面的认识,要说到高校、科研、产学研结合的课题攻关领域,我们需要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去官僚化、去行政化,尊重教育规律、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革除形式主义、繁文缛节。总理批评了多次的繁文缛节,大家都心里有数,都是一些落后的办法,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纠偏,很多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指导意见,现在并没有真正落实。我们一定要贯彻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使科研领域成为在创新链条上扩展接续、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升级版二阶主战场。从高校、科研机构推进到产学研结合,推进到一线很多重要课题攻关、科研成果应用,都要对接市场,在这方面我觉得要以改革为龙头,尊重科研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和市场激励兼容规律来破局。这是二阶主战场。

第四点,在学术界科研领域,我们要弘扬真正的学者风范,引导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创新氛围,鼓励在遵守学术规范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周其仁教授有一篇短文专门讲中国和美国科研创新人才的环境、氛围对比,无非就是美国硅谷这种环境类型,有非常宽松的环境,一群人在那里整天“思想风暴”,整天在那里可以做奇思异想或者胡思乱想——思想自由(就是过去蔡元培先生说的思想自由带出兼容并包),这才是创新的土壤。我们在这方面要注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崇思想解放,激励创新拼搏,容忍个性和失误,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本土大师级领军人才的成长和成才、成名、成业。

这些非常粗线条的看法,借这个机会汇报给大家,请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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