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北大教授刘瑞复的评论文章《「颜色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文章中称「颜色革命」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西方把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以所谓「非暴力」方式挑战国家政权的街头运动，称为「颜色革命」。文章论述，这些国家既然是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何以频频插手、干涉内政呢?文章认为，究其原因，「在于寻找并扶持遂其所愿的亲西方势力和代理人，从而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和地缘政治布局。」
文章认为，「颜色革命」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违法颠复活动，实质是改变或篡夺现行合法政权，目标则是推翻国家政权。
文章中称，被「颜色革命」裹挟的人群中有各种社会诉求。但任何国家的「诉愿」活动，都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
文章最后还提及，党一贯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担心」知识分子搞「颜色革命」的问题。离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别有用心的。
全文如下：
当香港「佔中运动」风头正劲之时，王占阳教授在2014年12月6日的《环球时报》年会上，谈论了所谓「颜色革命」问题。王教授看法的谬误，不仅仅在于其轻佻的、颐指气使的口吻和架势，更在于对「颜色革命」的认识，同党和人民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背道而驰。对此，有必要谈谈关于「颜色革命」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颜色革命」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颜色革命」是个引喻性词语，不是学术上可以精准定义的概念。西方把二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以所谓「非暴力」方式挑战国家政权的街头运动，称为「颜色革命」。这种概括，往往以花或颜色为标志。在苏联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就有「玫瑰花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天鹅绒革命」;在原民族独立国家，有「茉莉花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等等。这些国家，既然是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何以频频插手、干涉内政呢?究其原因，在于寻找并扶持遂其所愿的亲西方势力和代理人，从而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和地缘政治布局。「颜色革命」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违法颠复活动，实质是改变或篡夺现行合法政权，目标则是推翻国家政权。革命从来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但上述「颜色革命」，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没有形成同原有政权有原则区别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我国，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妄图制造「颜色革命」，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直接指向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完全有悖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很显然，「颜色革命」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存在「概念」如何理解、怎样下「定义」的问题。然而，王教授却说，「颜色革命」「不能简单否定」，而是「需要重新界定」，因为「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我们的话语体系也就全崩溃了」。同时，他还歪曲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提出「蓝色革命」、「红色革命」、「粉红色革命」等新术语，并提出要研究这些概念同「颜色革命」的异同，诱导人们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纳入「学术」问题轨道进行争论。这不是混淆是非、把水搅浑、转移目标吗?
第二，「颜色革命」问题，是法律问题，不存在所谓「诉愿」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禁止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颜色革命」无论采取暴力的、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破坏，都必须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从「颜色革命」的策划、组织到实施，都是施行违法犯罪的过程，其聚众危害国家、妨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财产和权利等行为，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王教授却说「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所以「革命是有合理性的」。这里，王教授明显混淆了阶级界限、颠倒了敌我关系，把「颜色革命」说成「人民革命」，谋求在虚假的道义制高点上笼络人心。近年来，新一届党中央总揽全局，抓铁有痕，人民是满意的、高兴的。而王教授却置党爱人民、人民爱党的基本事实于不顾，恶意挑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公然鼓吹「颜色革命」的「合理性」。
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地要一块一块地犁」。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存在各种社会诉求是可以理解的。毋庸讳言，被「颜色革命」裹挟的人群中有各种社会诉求。但任何国家的「诉愿」活动，都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可以通过各级组织、信访、媒体等表达，渠道也是日益畅通的。而「颜色革命」不过是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所谓「合法诉求」的迷惑性，对广大群众进行蒙蔽和欺骗。
第三，「颜色革命」问题，是实际的、现实的问题，不是主观臆想的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特别是「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得手」，使一些人忘乎所以，把目标对准中国。但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斗争中，我们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居安思危，以百倍的警惕防患于未然，当然包括防止「颜色革命」。由此可见，「颜色革命」是一个实际问题、现实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防止「颜色革命」，也不是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者「在天堂里喝啤酒」那样惬意和超然。
王教授说，「社会政治清明、政治平等、大家富裕，就不需要担心颜色革命了」;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这是臆想和猜测。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党一贯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担心」知识分子搞「颜色革命」的问题。离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别有用心的。防止「颜色革命」是完全正义的事业，如同对待任何坏事一样，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根本不存在「担心」的问题。但王教授一会儿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又说「中国离颜色革命并不远」，这不是要党和人民解除思想武装又是什么?
社会腐败黑暗—「颜色革命」合理—「颜色革命」不远，这就是王教授关于「颜色革命」看法的中心逻辑。王教授通篇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表述，模糊了意识形态领域尖锐的斗争，模糊了对「颜色革命」的警惕。这确实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既然「颜色革命」是这个花、那个花，不知王教授把自己臆想的中国「颜色革命」栽上个什么花?是不是罂粟花?
罂粟花虽是美丽的，结出的却是罪恶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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