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这中间肯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瓜葛、利益、利益链，所以它就会变得肮脏。
黄洁夫：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应该是去年是最关键的一年。
王海波：对。
黄洁夫：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中间接受考验的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很感谢党中央国务院，有这样好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建立在什么?反腐败，没有这个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这个，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是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国内反腐倡廉的大的气候，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宣布这一点。
许戈辉：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能够给推翻呢?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
黄洁夫：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
解说：2010年，卫生部启动了器官捐献工作试点，为了更科学有效地为器官分配进行管理，在试点进行之前，卫生部委讬专家设计了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江文诗(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整个国家的器官分配原则里面，有390多页我记得，390多页，如果要是390多页里面，每一条原则得用人手计算的话，我们曾经估算过，一次器官分配，可能要用60个小时，才能人手才能把它算出来，谁应该获得这个器官。那现在我们信息能力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计算的这个环节交给了计算机，由计算机来忠诚地执行这些国家的圈套的器官分配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演示的是一个肝脏的一个分配，那在所有的带星号的信息填完整之后呢，咱们的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就可以开始，就是出发这种器官的匹配，系统进行这个器官的匹配。医院移植中心它接收到系统，得到推送的一个信息，告诉它有一个分配的器官，匹配到他们医院的其中的一个等待者，然后他是排第五位。因为我们每次会推送五个人，然后这个医院是匹配到的是第五位的等待者。这里也一个按纽，如果卫生行政监管部门，发现这个分配过程有任何的可疑的地方，尽管是已经分配了，但是他们也可以收回分配的权利。
解说：2013年9月1日，革命卫计委强制要求使用由该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由此，中国的器官匹配，开始全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2014年，该系统正式纳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进行管理。
许戈辉：我想知道这样一套系统，是参照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国际上已经使用的，已经被证明比较公平、合理、透明，这样的体系来的，又是由哪些参照了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
王海波：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器官分配政策的研究，因为大家有一个误解，觉得器官分配的计算机系统，它是的主体是个计算机。
许戈辉：不是吗?
王海波：它实际上，它是围绕着。
许戈辉：不是只有它的主体是计算机这事，才能做得比较公正吗?
王海波：计算机是个技术平台，但它围绕的，它忠实执行的是国家的器官分配的科学政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有机会能够看到十几个国家，研究了十几个国家，它们的器官分配政策，然后从它的政策当中，我们先做了国际的器官政策的荟萃分析，然后再从这个荟萃分析当中，产生了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分配科学政策的草案。我记得当时黄部长一个字一个字去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这个草案经过我们专家反复的论证，最终是由我们国家卫计委发布，这个在我们网上都可以公开看到，在国家卫计委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然后围绕这个政策，构建计算机系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11年4月份的时候，开始了试运行，直到2013年的9月1号，国家卫计委发布了这个人体器官获取分配的管理办法，然后这个系统才变成一个全国的系统。
黄洁夫：强制性的执行。
王海波：强制性的执行。
黄洁夫：强制性的执行，这里边呀，都必须进入到这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取消死刑器官来源的重要的依据。
许戈辉：你现在能稍微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系统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事，真正就是公正的、公开的、透明的?
王海波：那么这个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个计算机系统确实执行了这个政策。那么就是在上海的第一例的器官捐献，新闻报道是一个崇明的大叔，他不幸脑死亡，家属就要捐献器官。那么巧的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是一个中末期肾病的患者，他需要透析，家里经济还比较困难，为透析花了很多钱。在捐献者生前，就想把这个器官捐给他的孩子，就是亲体捐献，他的儿子不要，说我不要，你是家里的支柱，你不能这样把器官捐给我，现在他脑死亡了，那么就要把这个器官捐出来，给这个孩子，同时也把其他的器官给捐出来，能够救像他孩子一样的这个其他的患者。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计算机系统是没办法确保把这个器官指定给某个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