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据南方都市报4月11日报道,有媒体梳理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等近期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认为「不难发现其共同点都是被朋友『拉下水』」,「『朋友圈』变『腐败圈』」。就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关键还是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自身经不起种种诱惑,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我以为,这样分析问题诚然是指出事实,但又未免只是清谈。
就经济类职务犯罪而言,尽管有不少罪名,但最主要是贪污和受贿两大宗。在贪污和受贿当中,又以受贿为主。贪污可以跟他人并无关涉而犯罪,最典型的是掌握财务权力的人,只要自己关起房门通过对账目的操作,就可以实现犯罪。受贿则不同,非得要关涉他人不可,也即受贿行为总是跟行贿行为绝对联系的。因此,与「朋友圈」相关的,主要是受贿。
所谓的「朋友圈」,实际上指的是「商人圈」。「朋友圈」又可以分为两类:找上门的朋友与主动希望结交的朋友。所谓找上门的朋友,比如一个官员掌握了某项配额,这项配额制造为了稀缺资源,该官员即使给自己设置了数道岗哨,需要获得配额的人也不得不设法突破重重阻碍结识他以获得配额,彼此是否就此成为朋友的决定性意志在于官员。又有官员主动希望结交的朋友,也即假设该官员并无私慾,但出于完成工作并实现工作目标的动机,必须主动并且要积极结识朋友,比如从部委到乡镇都在进行的招商活动就是如此,彼此成为朋友的决定性意志并非仅仅在于官员。
两类「朋友」在改革开放后有其行情变化。当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比重还佔绝对地位时,以找上门的朋友为主,但总体上是趋向于找上门的朋友减少,官员也不主动找朋友。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强化以G D P(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市场化发展后,官员主动结交朋友猛然成为了潮流,迄今难衰。曾经,全国想跟王石交上朋友、沾上「万科」品牌边的书记、市长、县长、厅长、局长,不说多如牛毛,大概也可以说多如猪毛,现在则是把马云请到自己土地上考察,内地地级市的书记、市长都不敢有这样幻想。
其中有两个通常的特征:越是开放、开明的地区官员朋友圈子越宽,越是封闭、保守的地区官员朋友圈子越窄;能力强的官员朋友圈子较宽,能力小的官员朋友圈子较窄。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不起商人「朋友圈」的官员就办不了实事,办不了实事即使不是无能也属于庸官。清谈者跟着一起分羹,但把羹做出来终究需要实干。然而,实干者常在水边走,这是一个局。有波浪起来沾鞋,也有主动去踩水,诚然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小心,但既到水边走,总是属于嬉水。持平常心的官员多在基层,慾念较多较强者容易高昇。「朋友圈」不仅是办项目,更是商务知识、经验的培训、传授,官员的能力不是天生的,往往是通过跟「朋友」的不断交流而成长,从而达成互相沟通、理解、合作。在这过程中,慾念很容易转变、强化为贪慾。
这是对贪官及仍然会成长为贪官的官员的理解。这丝毫不意味着反贪应该手软,也不必要为反贪后怕,反正中国自古最不缺的就是想做官的人,当今可以做官的人力资源更是雄厚。但是,有一份理解则是必要。这种理解不是谅解,而是要明白形成贪官的特殊机制所在。这种特殊机制就是政府职能问题。任何政府都存在贪腐的可能,但当政府既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又是国民经济的管理和经营者,也就意味着将自己最能够实干的大批官员置于了在水边走的局中,从而必然会不断发生大面积贪腐。
目前,对于G D P的追求已经略为降温,但终究还是在强烈追求着。关键的问题并非在这种追求上,而在于政府职能。当政府进一步退出具体经济领域的投资、经营者地位,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是通过货币、税收、产业规划等机制进行时,也就把官员整体从水边拉开,官员尽管可以有他自己的嬉水贪慾,却失去了实现贪腐的机会。那时候,清谈的清官也成了能官,因为清谈本身就已经是必要的突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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