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今日，大公报发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孔永乐评论文章《反思「港独」与「个人自由」》，全文如下：
最近，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中国日报》专访表示，「港独」在社会内没有讨论空间。同时，香港于二零四七年后仍然实行「一国两制」，没有「二次前途」的问题。
或许一些人会认为，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下，人们可以无拘无束享有言论自由、自由选择工作等权利，讨论「港独」也没有问题。不过，西方政治学者亦重申，即使是自由主义下的人权也不是代表无界限的权利，这是根据西方对人的本性存在自私、逐利及享乐等假设，任何无规范的「人权」最终必定造成可怕的社会后果。故此，「人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是站得住脚的辩护依据。现时，香港在讨论「港独」的议题上，似乎又再陷入政治意识形态之争。一些人更认为，香港一定要维护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否则香港前途将受到严重损害。这种看法值得深入讨论。
「人权」的道德法律框架
第一，理念上，「人权」除了是一种政治价值理想，也是一种道德取态，是最终希望一个人在社会内应具备的元素。故此，即使西方哲学家，也不同意将「人权」定义为享有挑起战争、引起种族仇恨、破坏社会秩序及损害他人生命或权益的自由。上世纪四十年代，英国杰出哲学家罗素曾于英国广播公司主讲一系列节目，题目为「权威与个人」。罗素指出，稀少的个人自由会令人类生活发展停滞，科技未能创新;但过多的个人自由也必会引起社会混乱。一个社会若然对个人各种的初步行动没有任何制约，少数人便趁机犯罪而谋利。一个政府的责任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成功的会令群体生活向前迈进，并在世界历史中留下光辉一页。相反，社会混乱下很多罪犯都不能帮助人类改善生活，而科技的发展同时令资讯(或错误资讯)广泛流传，政府需要注意科技演变对社会群体的深远影响。
现时，个别提出「港独」的人士已经公开表示，要透过「革命」方式达到目的。本月初，有传媒报道，一些学生在香港各中学校园旁边派发小册子，以宣传「本土」「港独」及香港「二次前途」等政治理念。个别老师或社会人士劝说同学小心考虑其行为，但仍然有个别同学坚持此乃个人的自由。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这是政府及社会暂时在此问题上仍未有权威的说法，并加以法律实施。现时政府对讨论「港独」问题，似乎没有实质限制，个别人士又在传媒上表示，香港在西方自由主义孕育下产生的「核心价值」，存在讨论「港独」的空间，故此便令不少人感到困惑。最终，「港独」议题令学校管理甚至立法会选举，都出现各种问题。
诚然，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九条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不过，我们要留意《基本法》第三十九条的下半段，最后仍然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以笔者的理解，以上的国际条例需要符合香港本地的法律。若然容许讨论「港独」，我们如何确保资讯不会违反《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即使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二十条亦明确指出，「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笔者曾撰文指出，社会或学校容许「讨论」「港独」及「香港民族」等议题，想必涉及仇恨中国政府、民族等主张，否则香港也无需「建国独立」。
「自决」权与殖民地历史
第二，有人认为香港人拥有「自决」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个别人士经常认为香港不能倣傚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或社会政策。然而，在「港独」议题上，有人却明确指出香港应学习新加坡的「自决」及争取独立，从而得以「大权掌握」「自决自治」。这明显忽略近代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及缺乏对新加坡建国历程的认识。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与香港同样沦为英国殖民地。在二战期间，新加坡更面临日军侵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其回忆录及公开演讲中多次强调，根据他在英国求学及在新加坡日佔时期所看到的残酷混乱局面，他不相信英国人会永恒及忠诚地保护新加坡人民，这也是他放弃法律事业而选择从政的原因。况且，李光耀从不希望争取新加坡独立。直到晚年，他仍然地对当时脱离新加坡而留在马来半岛的华人、马来人等感到难过。
香港的政治现实及历史与新加坡完全不同。自一九九七年回归后，即使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及社会重大议题。无论我们坚持哪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无可否认的是，香港在回归后差不多完全保持原有的法律、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即使立法机构的运作有所改变，但每次的选举及选举程序改革，也依照《基本法》而推行。这也是客观事实。笔者怀疑提出香港学习新加坡争取独立的人士，并没有透彻理解李光耀先生的生平及公开演说，对西方自由主义及香港回归后的历史发展，似乎也有过于狭隘的诠释。在现时香港信息流通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恰当地约束个人自由，以及阻止一些资讯(或错误资讯)对社会造成混乱或负面影响，值得深究。
责任编辑：莱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