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香港文汇网记者孙琳 北京报道）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东方划艺——15至19世纪中韩日绘划展」 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从三家博物馆的绘划藏品中分别精心挑选了中国明清时期，韩国朝鲜王朝时期，以及日本室町、江户和明治时期的文人划、风俗划和佛教画共计52件(套)，既显示了各国绘划的民族特色，又展示了相互的关联和影响。
这中、韩、日三家国家博物馆第一次合作举办的绘划展览。在展览中，观众不仅可以从东方绘划这一宏观视角，欣赏到三国的传统绘划;还可以对三国绘划进行比较，通过绘画中呈现出的基本相似与局部相异，看到三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各自特点。展期为一个半月，至2016年12月18日闭幕。
展览共分为三个单元，文人划、风俗划和宗教画。
第一部分的展览中既有中国明代「吴门四家」文征明、唐寅的山水划，又有清代「四僧」朱耷、石涛的花鸟划。其中明代文人山水划开山人物王绂所绘的《北京八景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品，是现存王绂作品中水准最高之作，代表了明初文人山水划的面貌。
韩国在高丽王朝就接受了中国文人划的理念。至朝鲜王朝，文人划家们在与中国频繁交流的同时，发展了蕴含独特民族风格的绘划。展览中宗室划家李巖的《母犬图》，因为描绘了典型的韩国小狗，展现了朝鲜王朝文人划家的情趣，在韩国绘画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日本的文人划学习和借鉴了中国文人划的风格技法，并加入日本原有的绘划传统，将本民族的审美与意趣融合其中，形成了笔墨简练、色彩细腻、富于装饰和俳谐诗入划的民族特色。此次展出的日本文人划大师与谢芜村所作的《山野行乐图屏风》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为划家依据自作俳谐诗和中国晚唐诗人杜牧的五言律诗《早行》意境所作。
展览第二单元为风俗划。
中国的风俗划历史悠久。至明清时期，风俗划在继承和延续两宋风格的同时，着力描绘乡村世俗和城市平民生活，并显示出传统风俗题材与文人划风的融合。展览中不仅有反映明清时期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沧洲渔乐图》、《潞河督运图》，还有表现百姓岁时节日和娱乐休閒的《钟馗出巡图》、《天后宫过会图》。
朝鲜王朝后期的风俗划是韩国最具特色的绘划之一。以金弘道和申润福为代表的风俗划家，通过生动的构图和简洁的笔触，真实地表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日常活动和诙谐场景，以及都市官僚和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了当时农商经济的发达和城市消费文化的扩展。展览中的《戊申进馔图屏风》是19世纪朝鲜皇宫行事图的典型之作，为研究宫廷风俗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日本的风俗画出现于最具平民色彩的江户时期，风俗划的世俗主题和华丽色彩受到富裕商人和城市平民的喜爱。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产生了反映市民审美意识的风俗划——「浮世绘」，它不仅成为代表日本的美术作品，而且对西方划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次展出的「浮世绘之祖」菱川师宣创作的《浮世人物图》描绘了人们在江户名胜浅草寺游玩的场景。
展览第三单元为佛教画。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汉传佛教画在继承唐宋风格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水陆划、观音像和罗汉像尤为盛行，表现出世俗化和文人化的倾向。展览中的《护法天王像》显示出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渗透与融合，为典型的明代汉地天王像。
公元4世纪，佛教由中国传入韩国。朝鲜王朝实行崇儒抑佛政策，佛教备受打击，但在民间却得到广泛流传。因佛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这一时期的佛教画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并发展出新的主题和风格。此次展出的《甘露图》体现了18世纪朝鲜王朝此类绘划的特征，是为超度和抚慰在壬辰之乱时参与锦山之役的义僧而作。
538年，佛教经朝鲜半岛的百济正式传入日本。至江户时代，服务于寺院和将军的绘佛师创作了大量划面精致、色彩鲜艳而富于装饰性的作品，掺杂着欣赏性元素的华丽风格是这一时期日本佛教画的特点。展览中的《当麻曼荼罗图》是江户时代前期至幕府时代末期绘佛师家族——神田家族的第八代传人神田宗庭隆信所绘，全划布局完美，技巧高超，保存良好，充分体现了江户时期佛教画色彩细腻艳丽的特点，是了解幕府御用绘佛师绘划活动的一件珍贵作品。
责任编辑：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