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帮港出声」的朋友邀我参加访京团，拜会中央领导人，我近日虽十分忙碌，几乎无法离港，但此机会难求，千方百计改动了自己的日程，终于周二成行，周四凌晨三时坐机回港办事。
出发前已知道会见到张德江委员长，原本的安排是一小时的会面，后来委员长临时决定将时间延长为两小时，我们自然喜出望外。这次会面是头等大事，可容许我们就香港事务直接与中央领导层交换意见，必须先作好准备。在会面只得一个小时的假设下，团长周融与我们商议，决定四个人发言，每人五至六分钟。到埠后，工作人员说可增至每人七分钟，即四人共半小时左右，其余的时间当然是委员长的谈话了。
青年问题矛盾最尖锐
周融是第一个讲者，他主要报告「帮港出声」过去的工作，并引用了大量数字。第二人是郑赤琰教授，他精研国际上的独立问题及释法，并自费从Amazon急购了三本这方面的顶级国际权威学术论着，将其送予委员长。郑赤琰的发言，也围绕着这些方面，给予他的专家意见。我滥竽充数，权充第三个发言人，重点谈到对香港年轻人的分析，并作出一些政策建议。第四位讲者是财经界名人冯家彬，据我观察，他是「帮港出声」的大管家，日常事务与筹款工作的规章，订得有板有眼。他向委员长介绍了未来的工作方向。
为什么要谈到这些?中央领导人要会见港人，总是好事，但社会中毕竟也会有些人思想扭曲，毫无根据地说有些人会谎报军情，领导人容易偏听云云。其实，现代社会资讯发达，领导人怎可能不掌握香港的动向?从委员长长时间的谈话中，明显可知他对港事务钜细无遗，了如指掌。此点我早有预期，所以在发言中多谈抽像务虚的分析，据团友告知，我起码用了十分钟也不自知。委员长对每人的发言都有详细回应，他可能用了七、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回应了我的发言。以下是我发言的主要部分，至于有关的政策建议，篇幅所限，唯有略过。委员长、王光亚及陈佐洱发言的政治含义，则将来另外撰文评述。
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中，最尖锐的应是青年问题。四年前的反国民教育主力是中学生、两年前在最前线参与「佔中」的是年轻人，今年初在旺角暴乱的是他们，推动或明或暗「自决」，在立法会搞风搞雨的「港独」也是他们，外国政客对他们最感兴趣。不解决青年问题，香港社会难以和谐。
但这绝不等于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极端分子。我在大学中长期接触年轻人，相信他们大多数理性，绝对可以讲道理。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世界有错误认识，偏听极端观点。此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
香港问题并不独特，在北美洲、欧洲、香港等发达经济体中，都有类似的极端分子与反建制的活动。这些地区有两个共性，是它们都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及深受因特网社交媒体的影响。
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总的来说，有重大的正面影响，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尤其是在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新兴大国，人民收入大幅上升，它会造成不同地区(质量接近的)劳动力工资趋同，在经济本来较落后地区，工资会上升，但在富裕地方，工资就算不向下，也可能停滞不前。不过，发达地区的资本家得益也大。
从香港的中产和年轻人的角度看，他们不少人会感到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无前路是因为自己的收入老是上不去，但同时又见到同侪中有个别的人收入能大幅上升。后有追兵是感到内地一些城市急速进步，在港读书或工作的内地人也比自己更具竞争力。不少港人对此或会感到十分不安，他们不会埋怨自己，找借口把怨气投射到内地人身上是很自然的。
只要看看统计数据便可知一些年轻人为何有挫折感。从一九九三年到二○一五年，二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收入中位数共上升了百分之八十四点六，扣掉通胀后，二十二年的总升幅只得百分之十三点三，等于每年平均只上升百分之零点五四，但同期的房价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七。挫折感容易使人意气用事，不理事实。
收入中位数上升缓慢并不等于香港没有往上流的机会。香港与内地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增长快，港人若肯掌握机会，事业当有大成，有部分港人也因此而成功，但对一些不懂世事的人来说，他们会更眼红，对成功了的人怀有敌意，社会中成功的人增多了，撕裂可能更严重。
收入停滞带来挫折感
收入停滞带来挫折感，因特网社交媒体却可把挫折感转化为极端思想与行为。「港独」虽不可能成功，但部分年轻人中有「港独」思潮，此思潮本身对社会已足以构成破坏性，却是难以否定的事实。此种思潮怎样形成?以「脸谱」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有一特点，用者如喜欢某一类观点的帖子或文章，近似观点的文章便会源源不绝地出现，其他观点的则会逐渐绝迹，久而久之，习惯了读帖子如吃方便面，无时间思考的读者，会被洗脑，还误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真理。又因在社交媒体可交流意见，物以类聚，持不同观点的会被骂走。网上消息真假难辨，也没有多少人有时间去辨别，没有根据只有情绪发洩的言论充斥，对年轻人思想的破坏极大。
更有甚者，高中课程中，历史只是选修科，不是必修，选读中国历史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学生。部分通识科(必修)的老师本身便是极端思潮的受害者，教育战线部分陷落，年轻人怎可能不出问题?
不闻不问的姑息态度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些人自会寻找空隙制造破坏。年轻人犯了法后少有受到制裁，但在媒体中却可大出风头，把幼稚当作正义，甚至可加入立法会，同路人鸡犬升天，走这条歪路符合个人的成本效益。
以上所言，要在几分钟内讲完，不可能完备，但委员长大多都有回应。就我自己所作判断，中央领导人的观点与我几年以来为香港所作的分析十分接近。这当然不是我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而是只要肯摆事实，讲道理，放开胸怀，不同人等都容易得到相同结论。
（本文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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