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香港文汇网记者 毛丽娟报道)着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作《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分享。他受访时表示，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是带来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三种力量。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但体制成本重新抬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未来，降低体制成本，通过改革与创新才能走出当前经济困境。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周其仁分析，经济会高速增长，关键就三个东西，一是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二是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三是中国人善于学习。
2007、2008年之前中国贸易顺差额最高时相当于内地GDP的10%。中国有高额顺差，也就意味着贸易对手是高额逆差，这种不平衡注定要被经济以外的因素所打破。中国外贸创造的美元收入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美国政府不缺钱花，更多低收入的美国人因此也获得融资支持，超出个人支付能力去购房，最终酿成次贷危机。
体制成本重新抬头
「全球化后，危机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冲击你，2009年中国外贸顺差下降34%。这警醒中国经济，世界在变化，你不能依赖一条腿走路。」周其仁表示，开放除了带来更复杂的外部环境，也影响着我们的成本变化，从前在全球化浪潮中高歌猛进凭的是成本优势，除了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优势是改革开放将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降下来了，叠加上中国人学习曲线的上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技能提升快，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展示出比较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成本曲线形如微笑、规律是先降后升、降到最低点后又上去了，体制成本在高速增长的势头当中再次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主要指法定成本、法定经营成本、市场主体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市场对关键要素的获得成本等。
周其仁指出，渐进改革留下了一批半拉子工程，高位增长又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1995至2012年，体制成本不断增加。包括市场准入成本(医疗服务、儿科大夫荒、大城市出行难等);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房地产去库存中的某些城市房价暴涨、供地瓶颈;电价改革，赢利的国企还要不要改?);移动、退出成本(「农民」退出农业、农村的体制性摩擦;流动集聚与划地为牢的「政府主导城镇化」);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以土地管理法为例)。
统计局的公开数据显示，1995—2012年中国经济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名义GDP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了16.7倍，而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增长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则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上上下议论的房价、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涨了64倍。而市场参与者表面上看到的「劳动力价格涨得太快」并不是真实现象，实际上，它的涨幅和名义GDP涨幅差不多。增长更快的还是权力的收入。
改革与创新对冲成本上升压力
「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周其仁强调，靠民间力量解决不了体制成本上升的难题，目前中央、国务院都在主动发起一轮轮的深化改革，要注意到调整体制成本会牵扯到一系列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了，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并伴随一连串连锁反应，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由于成本总是不可避免要上升的，对于如何对冲成本的上升?周其仁分析，真正要对付成本压力，企业可以不断将成本曲线右移，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曲线，工人很贵，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就不贵了，这是商业世界里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在开始这场分享之前，周其仁花了两周在深圳调研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他认为，目前经济下行拉力在于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不差钱」侵蚀企业家精神、中国成本优势减弱但还尚没有形成明显的独到性优势、体制性成本上升太快。
周其仁表示，2017年应是集中精力专注改革与创新的一年。其一是坚韧不拔推进改革，改革不能只是渐进式改革、要突围，要降低体制成本，否则整个国家经济会被拖住不前;其二是，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新形成的僵局。
他在深圳调研了大族激光、柔宇科技、华大基因、腾讯开放平台等多家企业，发现有五种创新类型正在被这些企业所实践：引入新的产品或改变现有产品质量、引入新生产方法、开闢新市场、夺取原材料和半成品新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
周其仁分析，改革和创新是使得经济发展成本曲线不断右移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当前的困境，也无法突破高速增长以后的换档期。
责任编辑：于岄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