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社会建设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做大中产阶级有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记者 毛丽娟 摄
【文汇网讯】 （香港文汇网记者 毛丽娟）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17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分享他对「中国改革现状与未来」的认识。郑永年受访时称，发展还是硬道理，未来衡量中国经济是否具有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的规模做大，否则中国很有可能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深圳、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超过或者接近2万美金了，但中国总体上人均GDP还是在8千美金左右，从8千美金到达成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及的2020年实现人均GDP1.2万美金，这本身意味茪什篣g济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增长。而从人均GDP1.2万美金到接近台湾的2.3万美金的水平，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路要走。
郑永年认为，十九大以后，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或将做一个转型，十八大以来是要救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应该是要救经济。他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认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非常重要，因为老百姓支持政权反腐不代表老百姓不关心自身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
中产阶级规模关乎中国改革的成败
「中产阶级相当重要，这关乎中国经济的扩内需是否成功，也关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泰国、菲律宾、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经济衰退的同时伴生茯F治腐败、社会腐败、社会暴力是十分可怕的。」郑永年表示，西方社会以前的成功是因为做大了中产阶级，现在的衰落是中产阶级佔比的降低。美国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中产阶级佔比有70%-75%，现在没几年掉到了50%以下；欧洲类似，此前也是橄榄型社会。
「如果中产阶级佔比达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也不容易走向极端。而如果一个社会50%是穷人、50%是富人，类似泰国，就会出现「泰国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接受，城市居民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也不接受，永远存在一个斗争的局面。」
对于日本等亚洲「四小龙」为何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郑永年分析，首先是他们的经济体量相对较小，日本不到中国经济体量的一半，台湾更是只有2000多万人口；其次是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快速发展期刚好适逢很好的国际环境，当时西方也正处于「二战」后的经济上升期，故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在经济与政治交往中不存在很大的阻力。
而据郑永年的观察，中国企业这几年走出去面临的来自西方的阻力非常大，如果地缘政治关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还会越来越大。他认为，中国应该做一些政治上、政策上的调试，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他总体上依然乐观看待中国经济前景，认为比起其他社会，中国有较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基础、有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好的人力资源。
社会建设是头等重要的改革
近期，中央批准雄安新区。郑永年认为：「这不是迁都，而是探索一种新型的城市化道路。」他建议雄安新区的社会建设、住房改革、公共治理都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毕竟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是将中华文化好的一面与西方制度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效果的例子。
如果要给中国的改革排个优先序，郑永年还是坚持现阶段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重要。「如果中国的社会建设做不好，人均GDP太低，以后中国搞政治开放就更麻烦。」他指，中国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政治改革以后会不会成功。他不看好在人均GDP过低时推开放选举，认为选票的理性程度值得商榷。
郑永年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将反腐与改革的试错分开来看待，制度上需要厘清二者的关系，避免人浮于事，避免官员想做事而不敢做事。同时，改革要找到突破口，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让老百姓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
他分析，改革的突破口就在社会建设领域，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等的改革。他希望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先富起来的城市可以有魄力、大胆对上述领域进行改革，还老百姓更加公平的福利待遇。
「如果这点做好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逐渐成长起来，会逐渐敢花钱、愿花钱，则中国出口型经济体转向内需社会有望、推进可持续发展也有望。」郑永年说，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他们几乎都会支持给其带来实惠的政府，而这个阶层也将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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