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记者 江鑫娴)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辗转香港、重庆、桂林三地，坚守新闻阵地。其间，香港大公报揭露汪精卫的投敌卖国阴谋，「文艺副刊」成为全国抗战文艺的重要舞台。重庆大公报在遭受日寇大轰炸的日子里，始终坚持出报，刊出了《我们在割稻子》等抗日名篇。桂林大公报则为这座抗战文化城留下了灿烂群星。1941年，大公报因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中文媒体。
在香港独家披露日汪密约
1938年8月13日在皇后大道33号，大公报出了在香港的第一期报纸。在发刊词中，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写道：「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行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当天大公报就突出报道了香港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活动。
胡政之希望大公报能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抗战。在受到了港英当局的种种限制后，大公报决定将文艺副刊作为抗日舆论宣传的主阵地，陆续发表了沙汀的报告文学《记贺龙》、丁玲的《陕北风光》等很多来自延安的文学作品。
此外，大公报还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1940年2月22日，大公报全文刊登了一份总编辑张季鸾从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署者分别为大汉奸汪精卫和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的代表。文件中，汪精卫向日本承诺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承认伪满洲国独立，日军可以长期佔领华北、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消息刊出后，举世震惊。
重庆大轰炸下坚持出报
1938年12月，重庆大公报发刊。1939年，日本开始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大公报老报人张炳富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悲惨的岁月：「重庆李子坝的报馆被炸，死了3人。」为了继续出版，报馆员工将印刷机搬到了防空洞里，但仍免不了炮火的蹂躏。张炳富说：「那时候我是第二天到的现场，尸体从防空洞里就像堆柴火一样堆、架起，用卡车把尸体拉走。」
为了继续出版，大公报不得不将印刷厂搬到了距离重庆两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农家院落，印刷出版后再运回重庆市区，从未间断。
在日寇持续的大轰炸之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提出，让编辑部主任王芸生写一篇题为《我们在割稻子》的稿件，以长国人志气。1941年8月19日，稿件见报，王芸生用激励的笔触写道：「让无聊的敌机在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
荣获密苏里新闻奖
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年度「最佳新闻服务奖」授予坚持抗战的大公报。颁奖词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
团结「桂林作家群」 推抗战文艺新高峰
1941年12月8日，日军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炮火中，香港大公报匆匆停刊。随后，胡政之带着同事前往桂林。当时，桂林已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繁荣发展的重镇。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艾青等一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齐聚到桂林。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下，大公报被迫进入桂林七星巖后面的溶洞中继续出版。它与坚守在桂林的文艺界人士休戚与共，催生了抗战文艺事业的新高峰。
披露豫灾实录为民呐喊
1942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成首个深入灾区采访的记者。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登了张高峰的长篇报道《豫灾实录》：「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第二天，大公报又刊登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大公报的报道与社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一切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战时期，大公报相继舍弃了天津、上海、武汉、香港、桂林五个报馆。这也是一个孕育未来的时期，大公报赢得了读者敬重，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毛泽东请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
1944年，大公报记者孔昭恺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请参观团吃饭时，让孔昭恺坐首席，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看」。
回到重庆后，孔昭恺发表了《西北纪行》，描述了延安的面貌：「过去两年，陕甘宁地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开垦了数百万亩良田，工农业取得丰硕成果，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指出：「我们看到的延安进步情况，中共的努力成绩，毋宁以喜悦的心情，而引以为慰，因为这些努力与成绩毕竟是中国人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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