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承钧
冬夜无事，斗室怀古。想起北宋三大儒--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他们的文采与成就、纷争与命运，令人感慨良多、扼腕动容！
首先想到一代文宗苏轼（1037-1101），想到他光耀千古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点浩然气，千秋快哉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等等，这些千古诗词至今无人能及。东坡的豪迈秉性更是「空前绝后」，所以林语堂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今天的文坛诸腕，谁敢与之PK？
又想到集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于一身、有「神童」与「通儒」之誉出租车大夫文人王安石（1021-1086年5月）。其名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等等，也是传诵千古，妇孺皆知。王安石还以「五行说」阐述宇宙奥秘，首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他推行的「变法」历代见仁见智，有人视他为「异类」，列宁说过「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之言。
还想到同样由「神童」成长为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光（1019-1086年10 月）。司马光以《资治通鉴》扬名，其中有不少经典章节，他诗词存世不多，却也别有见地，如「山川宛如旧，多少未来人」（见《瞑目》）、「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西江月》）、「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客中初夏》）和「读重要之书，不可不背诵」、「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等等。司马光为人忠孝、温良谦恭，史上曾与孔子、孟子合称「儒家三圣」，作为一代良相，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从而演绎出他与王安石、苏东坡之间纷杂又感人的故事......
司马光长王安石两岁，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17岁的司马光登进士第，当了多年地方官之后，嘉祐三年（1058年）升任五品的开封府推官，其间与王安石交好。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在扬州、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任职，政绩显赫。治平二年（1065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四年后宋神宗赵顼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王安石力挺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政见不同的二人互不相让，在皇帝面前展开激烈争辩。但当变法遭遇极大阻力，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又主张息事宁人，游说劝解。宋神宗仍力挺王安石，司马光只好离开朝政、隐居洛阳十五年，编纂了史上第一部、洋洋400万字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因保守势力太强，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一年后神宗再次起用。变法确实增强了大宋国力，保守派却穷追猛打，元丰八年（1085年），王安石的后台、38岁的宋神宗不幸英年早逝，「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后早就不满王安石，便削其职务、废除新法，请司马光回朝执政。失去权势的王安石无奈退居江宁（今南京），翌年忧郁而逝。
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个「神童」都是正统文人，「路线斗争」使他俩分道扬镳，但并未削弱他们的高尚人格。今天看来，王安石变法宗旨是强国强兵，司马光反对是为了保佑民生，初衷都不错。虽然事后一些保守派官员也看到变法的好处，纷纷为王说情，但为时已晚，轰轰烈烈的17年变法终于落幕。1086年5月66岁的王安石含恨而死。司马光听见噩耗，不胜悲哀，说出六个字「不可毁之太过」，他心中王安石是个正人君子。5个月后，司马光也在惆怅中离世。两名神童、两位文化巨人、两个政治对手同年离世，也为「君子和而不同」做了最好的诠释！
捲入司马光与王安石「路线纷争」漩涡中的苏轼也是「受害者」，好在他的「无可救药的乐天精神」救了自己！苏东坡小王安石16岁，两人都是「唐宋八大家」。「政见不同」使两位文坛领袖变成「政敌」。当初苏轼发现新法推行中的严重问题，多次上书神宗请求制止变法。神宗不听，苏轼遂离开京城，先后去杭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他针对新法中的问题写了些讥讽诗文，这就引起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等人怀恨，于是有了「乌台诗案」。
宋神宗听闻何正臣、舒亶等对苏轼的指控，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去湖州，将苏轼押至京城、投入监狱。何、舒等人抓住苏轼《湖州谢表》一诗，曲解附会、无限上纲，欲置苏轼于死地。宋代法律，「乌台诗案」属欺君之罪，有杀头之虞。多亏朝中多名重臣的求情，苏轼被「从轻处理」贬到湖北黄州当个团练副使，其前途命运均遭灭顶之灾，正如他在《寒食帖》里所言：「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苍凉、孤独与无奈呼之欲出。
但厄运并未浇灭苏东坡不屈的豪情，他又被流放至岭南惠州和海南岛儋州，但当苏东坡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却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司马光反制而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了自己多年的政敌。按说苏轼该好好感谢王安石，但他并没有，这大概是古贤追求的「大恩不言谢」吧。看今天，有哪位官员愿意做吃力不讨好乃至危及仕途的「傻事」呢？王安石不计个人恩怨的举动，既是惺惺相惜，更凸显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真君子的高德懿行。所以大书法家黄庭坚说王安石：「馀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伟人也。」
苏轼与司马光都是一代名儒，且同属保守派，原先关系也好。放荡不羁的苏轼，任翰林学士时曾「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着称于世，对司马光却从不放肆。一是因为司马光长他18岁，是长辈；二是司马光人品道德令人可敬。「乌台诗案」险些令苏轼丧命，最后被贬黄州。但苏轼仍坚持己见，直到司马光重掌大权才把他召回京城。司马光尽废新法时，苏轼却又提出异议，认为王安石某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新法应当保留，这就激怒了司马光，又将苏流放到南蛮之地。尽管如此，司马光卸任后，苏东坡曾前往拜访问安；司马光去世后，苏轼评价他：「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可谓极尽溢美之词，足见二者政见不同却不伤和气，不改君子之风也！正是--
遥想宋代三大儒，
文采高雅政见殊。
不为名利惟国运，
大德懿行终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