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陶然，这书资料丰富。作者提供■ 黄仲鸣
三月九号星期六晚上，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陶然走了。这消息很突然，也很震撼，为何一声不响、毫无先兆就走了？朋友说，祸首是感冒，杀人的是肺炎。
认识陶然，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吧。是哪年？忘了。同一时间，还有颜纯u、古剑。我们四人有段时间常一起饮茶吃饭，谈谈文艺。三人中，陶然笔耕最勤。一九九零年代，我负责报端的微型小说栏，有些文友嫌稿费低，拒写。独独陶然，二话不说，就写来了；从不问稿酬如何，而且从不脱稿。这些文章，部分后来辑进《美人关》一书里。他是为兴趣而写，非为稿费而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他这个南来文人，生活仍困难，从不将稿费挂在嘴边，实在少见。
他送我的第一本书，记得应是《香港内外》，近日遍搜书山，都找不到散落何处。手头倒有一本二零一三年十月他送的《陶然研究资料》（袁勇麟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七月），内辑有《香港内外》的〈后记〉。这书也是福建出版社出版，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光阴如火箭，眨眼已三十八年了。在〈后记〉里，他缕述从文的经过：
「一九七三年秋，我来到香港。新的生活环境蓦然呈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受到一次新鲜的冲击和强烈的震荡。我直觉地感到，所见所闻，有许多是很好的写作材料。但自知力不从心，我每天在社会生活的长廊徜徉，却依然没有勇气下笔去捕捉什么......」
踌躇了半年之后，他终于将在旺角一次经历，写成了他到香港后，第一篇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冬夜》。他常叹写作很辛苦，「每写一篇东西，即使是一千来字的短文，也还是令我像写第一篇作品那样绞尽脑汁，大体上来说，一挥而就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他常讚我的「一挥而就」；但他不知道的是，我没有他对文字那么虔诚，那么热情；当年在报刊上的涂鸦，只为稻粱谋。他说：「在香港写作的辛苦，尽人皆知，但我并不后悔。既然已经钟情文字，也就唯有一往无前。」「一往无前」近半个世纪，硕果累累，陶然可以无憾。
前些时，他听说古剑回港，身体欠佳，叫我相约一起茶叙，或来一次饭局。我打古剑的手机，无人接听；他也打去，却关机了。此君何去，迄今成谜。我们那餐茶或那顿饭，始终吃不成。这将是他人生最后的遗憾。
他组稿甚强，索稿甚劲。每番相见，他都锲而不舍：「快些为《香港文学》写稿，什么稿都可以！」或说：「求稿若渴呀。」或说：「你真忙呀？一千字也写不到？」我主编杂志时，他不用我催促，立马寄稿来支持。杂志行政混乱，他从不来电、来函追稿费，见面也一字不提，而稿件却陆续而来。这就是陶然，和我当初认识他时，同样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