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书集馀英时怀念和研究钱穆的文章，甚是好看。作者提供黄仲鸣
一九六零年代，时属少年，懵懵懂懂，囫囵吞枣读了不少书；最迷的是馀光中，十分喜爱他的散文，文星出版了他的《掌上雨》、《逍遥游》、《左手的缪思》，捧之在手，友侪间谈个不休。篇章如《下五四的半旗》、《剪断散文的辫子》等，成为我们从文的口号；有人谈起钱穆，便用馀氏口吻斥钱为「儒家的鸵鸟」。
至于如何「鸵鸟」法，当年是一知也没半解。只知钱穆评了莎士比亚，莎迷的馀光中不服气，为文反驳了他。
近日重读馀光中这篇文章，始觉钱穆并非「文学人」、「西洋文学人」，所写自然有所偏差，但馀之谩薄A亦有所偏差。钱先生是「国史大家」，他的得意弟子馀英时便说：
「《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史料中u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大体上说，钱先生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我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钱先生在〈书成自记〉中说：『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决非一般客套话。」
馀英时虽没直接反驳馀光中的「儒家鸵鸟」之说，但指出：「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直接向我灌输。」他教导弟子，既是「授业」，还在「解惑」，而「传道」即在其中。研究学问，何来埋首沙中？
钱穆逝世于一九九零年。馀英时投在门下，是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二年，时香港新亚书院刚成立，学校经营困难，读书环境不佳；但在钱穆艰苦办学中，一众弟子也勤勤勉勉，一九五三年，新亚成立研究所，馀英时即「全情」拜入钱门，研究中国史学。后来负笈美国，着作等身，终成一代汉学大家。钱穆逝世后，馀英时写了两篇悼念文章，一是《犹记风吹水上鳞》，二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一年后，台湾的三民书局要馀英时编一部纪念钱穆的专刊，馀英时尊师念师，遂将上述两文编入，再加入与钱穆相关的文字，包括四万字的力作《钱穆与新儒家》，和揭郭沫若掩袭钱穆着作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书名就采《犹记风吹水上鳞》，副题「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厚厚一册，茩咫尴R了钱穆与五四主流派、马克思主义派、新儒家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极见馀英时功力，也可窥馀英时对老师学问的洞识。至于馀光中所指为「儒家鸵鸟」，应是未深入研究钱学，只是据钱一篇文章而下的断语，当然是不足为法。
馀光中起了这称号，几十年了，应该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