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司马光故居之司马光砸缸雕塑。网上图片雁 翔
距今整整1,000年前，成都华阳一户王姓人家诞生一个男孩。这孩子天性聪慧，讨人喜欢，四五岁时被其叔父带到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好生抚养。后来这孩子果然发愤读书、一举成才，不仅早早显露文学天才，仕途上更是春风得意青云直上，23岁就进士及第、高中榜眼--他便是北宋宰相、文学家王珪（1019－1085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第二名的王珪出任扬州通判（州府的副职）。后又进汴京入集贤院。再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开封知府等。又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五年（1082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位至宰相。王珪历仕三朝，典内外制十八年，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
王珪的文采斐然与才思敏捷，在当时非常出名。其文章气魄宏大华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的典制策令，多出自于他的手，颇受同僚讚许。宋神宗时某个中秋节，赵顼皇帝宴饮群臣，专门请翰林院大学士王珪前来助兴。神宗令在座的宫嫔一齐向王珪求诗。王珪不负众望，出口成章，一一题诗且每首不同。赵顼龙颜大悦，让宫嫔们给大学士敬奉「润笔」，宫嫔们各自从头上取下珠花，簪到王珪头顶的帕头。瞬间王珪的帕头簪满珠宝，连衣袖里都塞满金饰......翌日一早，京城盛传「天子大宴群臣、王珪奉命题诗、一夜声名鹊起」的佳话。
王珪很快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但他处理起政务来，却不如写文章那么潇洒自如了。后来他又扶正当上宰相，仍然碌碌无为、少有建树，每天只忙于「取圣旨、领圣旨、传圣旨」，时人戏称他是「三旨相公」。可见，文学奇才不一定是政坛贤达，知人善用、量才使用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所在！或曰：如果王珪不从政，文坛可能又湧现一位大家，政坛也少了一名庸官吧！
因为政坛无建树，王珪身后反响平平，文采也因为政绩暗淡而被湮没，不能与寇准、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同朝「文人官员」相比了！倒是其外孙女和孙女却大名鼎鼎，至今名扬天下。不过她俩人声誉却有天壤之别--其长女嫁给齐鲁文学家李格非，所生闺女正是大名鼎鼎的女词人--李清照；其第四子王仲岏也生一女儿，就是现在一直陪荅鹿抶鬫b杭州岳飞像前的那个王氏。如此说来，秦桧该叫李清照「表姐」呢。毋宁说，李清照可能遗传了外公的文学DNA，王氏则传承了爷爷的官场基因，可能又因为王珪政绩不佳，让孙女误上了秦桧的贼船，长年跪在地上任人吐槽了......正所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矣！
从王珪的一生，不由想起与他同朝为官的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来。笔者近日参观河南光山县司马光故居，司马光砸缸的群雕紧紧拽住我的眼帘。回想王珪与司马光，两人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他俩同庚，均生于1019年；二，两人均聪明过人、富有文采，都是品学兼优、为人忠厚的谦谦君子；三，两人都官运亨通，年纪轻轻考上进士、青云直上，都当上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所不同者，也有三：一，王珪出身平民，从小跟叔父长大；司马光则是典型的「官三代」，先祖更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二，王珪仕途很顺畅，是个「老好人」，没遇到什么「政敌」，更未受过攻击迫害；司马光则有政治抱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罢官」，离开朝廷15年，后来才平反回京。三，两人最大的不同，王珪除了只会遵旨行事之外，在政绩上无所建树、乏善可陈，被后人戏称「三旨相公」，原有文集百卷也已丢失，仅《四库全书》尚存《华阳集》四十卷，影响不大；司马光则不仅政治上有见解、不迁就、敢发声，「赋閒」期间更完成我国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一生勤于笔耕，留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着作，在中国文化史上佔据光辉的一页！
王珪与司马光同岁，且同朝为官，都是「文人官员」，应该是熟悉的，但从现有史料看，两人似乎并无什么交集，这说明他们两人政治观点不一致，在文学上也无来往。这就有点奇怪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价值观不同使然。不妨找出两人的诗作做一比较。
王珪有《宫词》十余首，随便找出三首看看，其一：「一片桃花一片春，夜来风雨落纷纷。多情更逐东流水，还作高唐梦里人。」其二：「元夕星灯照露台，六宫歌吹出云来。夜深翠辇归金殿，十里回廊锦帐开。」其三：「金钲划角惊场开，天子南郊玉辂来。十里青城遥北望，彩云宫殿月楼台。」这三首诗都是对皇宫奢侈生活的描述，走的是「上层路线」，不难看出其价值取向。司马光有《柳枝词十三首》，我也找出其中三首，其一：「新丰道上灞陵头，又送夫君去远游。借问柳枝有寄否，古今共有几多愁。」其二：「五柳先生门作开，宅边植杖久徘徊。陌头遥认颜光禄，诘旦先乘瘦马来。」其三：「宣阳门前三月初，家家杨柳绿藏鸟。欢似白花飘荡去，忍能弃掷博山炉。」不难看出，司马光的视线多放在古代贤达和当时普通民众身上，比较「接地气」，两相比较，孰是孰非、谁高谁低就不言而喻了。
再说世人对此二人的评价。实话实说，王珪在当时确实以其文章的宏丽和自成一家而饱受同僚推崇，以至于朝廷重大典制策令多出自其手，连其前辈高官欧阳修都讚其是「真学士也」，但后代却少有人提及王珪，因为他少有政绩和文学成果可言。对司马光却不同，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对他的成就刮目相看，讚颂有加。苏东坡曾言：「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毛泽东对《资治通鉴》极为重视，共精读十七遍。即使到了晚年仍对该书入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钟头。他逝世前的1975年，还与身边人兴致勃勃谈起《资治通鉴》，他是把《资治通鉴》当作治国理政的教科书来读的......
今年是王珪和司马光诞生1,000周年，各地都在积极筹备纪念司马光，而王珪却默默无闻！正是--
宋人王珪司马光，
两颗明星不同光。
三旨相公无人念，
资治通鉴永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