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波 正思香港总裁
香港并不是一开始就奉行「小政府」理念、崇尚自由市场万能，麦理浩治港十年无疑是大有为政府的年代。历史的弔诡在于，香港回归的进程恰恰与新自由主义征战全球的进程相重叠，而进入后冷战时期，香港更从后过渡期开始成为美国精英刻意打造的「华盛顿共识」样板间。香港因它而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金融、贸易、物流中心；香港也因它而病，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深化。
当美国被讥讽如今已变成「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当西方有良知的学者不断声讨新自由主义之害，香港的知识精英们却似乎置若罔闻，从未认真清算新自由主义。香港从来不乏左翼势力，但是整个主流社会却似乎对于阶层对立、族群撕裂，对于社会危机日益迫近，始终无感。这才是香港要面对的真正危机，舆论场上热议的土地房屋问题，其实不过是这种严峻的社会危机在「住」这个层面上的集中体现而已。
政府公共治理能力面临时代挑战
应对社会治理危机，显然不是实行普选、增加政权认同性就能够万事大吉的，真正要提升的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遗憾的是，「港人治港」23年以来，愈来愈面临茠v理能力的巨大挑战。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政府问责团队其实一直勇于任事，应对表现也中规中矩，却始终饱受舆论压力，其中固然不乏为反而反的声音，但是仔细聆听之下，会发觉很多批评亦不无道理。原因何在？这是公务员训练有素的程序作业与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之间的强烈反差，也是传统的精英治理方式与选举社会和社交媒体时代民意的巨大落差。当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性，当移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广为普及，再抱残守缺，固守昔日的成功之道而不知因变应变，势必被动挨打，权威日渐削弱。
治理能力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张力，最终演化为激烈的街头运动。过去十年间，香港的街头运动不断激进化，以2010年元月包围立法会大楼的「反高铁运动」为起点，动员频率越来越高，参与规模越来越大，对抗程度越来越强，最终在2019年的「修例风暴」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个高峰至少具体体现于三个层面：规模大--出现号称百万人参与的游行、被捕暴徒超过7,000人；频率高--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暴乱甚至多场暴乱，持续半年有余，至今不仅未消，还将捲土重来；烈度强--暴徒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大量自制汽油弹和燃烧弹，更试图使用枪械袭警，警方刚刚缴获的炸药数以吨计，这意味茩轻銂熊騔Y暴乱进入了火器时代。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实实在在地现身社区，谁也不能再像鸵鸟一样视而不见。
走出危机需港人形成危机共识
百年未有大变局下香港国际角色遽变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新自由主义长期裂解社会治理肌体而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政府公共治理在选举与社交媒体双重压力下且战且退，无法有效缓和社会矛盾，激进势力顺势极速膨胀，形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这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方是香港今日乃至中长期所必须要小心面对的真正危机。必须看到的是，四十年间，内地香港两地竞争力此消彼长，昔日的心结与恐惧并未真正消融，当被长年塑造的社会期望落空，巨大心理落差出现，因应政治较量的需要，恐惧被不断放大，并一步步演变为认同危机，政治博弈的主题也从民主政制之争逆转为身份认同政治之乱。
贾德．戴蒙在新着《动荡》（Upheaval）中比照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项相关因素，相应地提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项相关因素，而排在第一位就是「国人对于国家陷于危机中的共识」。只有形成整个社会对于危机的共识，才能真正走出危机。香港人形成了这样的危机共识吗？ （续昨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