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桢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
前文提及，英美经济发展的资本化、虚拟化，有其自身的盲点，也有其得以凭借的独特内、外条件。英、美的金融、货币和军事霸权，使其具备其他国家和政治力量无法比拟的硬实力。尤其是美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在环球管治体系具有的优势，成为美元和英镑强大购买力、保值能力的基础。英美国家及国民，凭借自身发行货币，而换取全球货物和服务的保障度高。这是由英美的环球影响力、战略投射与威慑能力相关，而不纯粹由其生产力、竞争力所决定。
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恢复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席位以后，中国虽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然而，中国国家与国民在海外的网络、影响力，以及得以掌握的实际战略资源，仍然难与英美相提并论。在某些环节，甚或未如日本等近邻。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走出去的道路，固然值得坚持下去，眼前却遇上不少瓶颈尚待突破。可以说，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力、竞争力上的长足发展，能否合乎比例地转化成对外影响力，暂时未容乐观。
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点，不单纯茞援饇磪蔷芠`值、人均生产总值，以及财税收入增加，就变得理所当然地符合自身独特情况和国际环境。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理应作为GDP以外重要的衡量指标外；一些并不纯粹以金额权衡的指标，如反映各式战略物质和基建的产能、对核心生产与研发技术的掌握，就显得尤为重要。简言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平衡，各式各样生产线、产业链的完整；比起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幅、企业和产业的毛利、纯利、边际利润，来得更为重要。
这一点的重要性，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的应对手段与结果，就得以充分反映出来。疫情来袭之前，全球各式医疗用口罩，大约有一半由中国内地生产。而与之相关的自动化生产线、ISO生产程度认定，以及不同原材料，来自中国内地的比例更远超一半。当疫情首先在中国出现，其后各地各国相继争购防疫物资时，内地在保障供应、保障物流方面，自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疫情与中国经济结构 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