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波 正思香港总裁
「现在有『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There is the world B.C. — Before Corona — and the world A.C. — After Corona）」，《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第一次揭橥了新冠纪元。在当下这个新冠元年，全球化进程似乎也戛然而止，旧世界体系彷彿于一夜之间轰然崩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命运轨迹也随之而改变……世局剧变，从生产链到生活方式，从秩序到话语，通通都在被重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昔日赖以成功的发达之道，耳熟能详的政治论述与共识，乃至引以为傲的「马照跑、舞照跳」生活方式，无一能够逃脱命运之手的掌控，势必被改写得面目全非。
灯红酒绿与跨国旅行，经济高度依存与物资过剩供给，繁荣与和平，可能都将渐成遥远记忆。瘟疫蔓延全球之后，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全球失业浪潮，不仅仅是经济大衰退，很可能是百年不遇的大萧条，粮食危机、局部战争的步伐似也慢慢近了，萧瑟之息愈来愈浓重。
一场台风级瘟疫正改写世界秩序
世界再也不是新冠元年之前的模样，疫情过后香港也不会一切如常，七十载的冷战——后冷战之线性叙事可能就此断裂。此情此景，难道还要死死抱紧既得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当西方政论家、外交学者纷纷忧心出现美国的「苏彝士运河时刻」，大状党衮衮诸公还在大谈「揽炒」和「国际制裁」，实在不可理喻。新冠纪元之下，香港人的怕与爱，恐怕也不能不改头换面！但是，大变局当前，香港政商精英不是后知后觉，而是无知无觉。一年前的「修例风暴」如是，一年后的「新冠肺炎」亦如是。
事后观之，管治团队和建制阵营当初面对来势汹汹的修例风波，或许不少人会将之简单研判为另一场「反『一地两检』」，以为能够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孰料竟然遭遇「六七暴动」之后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动荡惨烈的局面。从当天的应对布防来看，「六一二金钟暴动」的规模恐怕远远超出技术官僚们之想像！那种心灵的强烈震撼或许在他们心中经久不衰。
十七年前SARS的惨痛记忆，你我至今难忘。因此，武汉传出不明肺炎伊始，香港立即拉响警报，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尽管政府所为被批评有这般那般的瑕疵，但是整体应对有板有眼，更不乏果敢之处。
无奈，形势一变再变，疫情恶化再恶化，在病毒扩散与防疫抗疫的赛跑中，政府终于被病毒「扒头」。3月18日开始，本港疫情急转直下，短短13天内确诊病例翻了两番，今时今日已不是「少少失控」，而是出现社区爆发的先兆！谁能想到，繁荣发达如斯的香港，竟然会有确诊病人等了4天还未有病床收治？！
问题出在哪里？以笔者之愚见，关键在于技术官僚们思维僵化，缺乏想像力，不敢想像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仍旧以十七年前公共卫生危机的视角来看待这次疫情，断然想不到这会是一场改写世界秩序的台风级瘟疫。
香港感染了「想像力缺乏症」病毒
我们不能奢求任何人是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的一切。但是，当欧美相继大爆发，疫情倒灌业已成为主要威胁，却无法突破思维定式，依旧亦步亦趋，看似层层加码，实则痛失抗疫良机，方舱医院的建设更是始终叹紧慢板，怎么不令人扼腕叹息！倘若不能前瞻危机，果断出手，又如何能够成为令人信任的政治领袖？！一旦社区失守，之前所有的抗疫努力归零，若再有医护不幸殉职，届时民怨势必沸腾，为政者如何懊悔，都为时太晚！
成功之后，且不说既得利益令人保守，还极易形成行为惯性，日积月累之下想像力反受严重窘碍，一人抑或一城，概莫能外。四十年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联手掀起新自由主义浪潮，超级全球化由此肇端，席捲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渐入这一进程，方为香港带来超级红利。香江的政经精英们站在东西交融之处，本应对双方的短板洞若观火，无奈过去四十载，不仅赚得盆满钵满，更在北京与华府之间左右逢源，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遮住了眼，浑然不知好日子终有一天会到头的。昔日的成功经验最终蜕化为无法逾越的路径依赖，精英们心态变得傲慢，更容易高估自己而低估危机。
反对阵营的大脑们，何尝不是对世局剧变视若不见？！其实，他们同样未能事先预见到「反修例运动」的巨浪，对于背后的社会动力与深层矛盾也未必了了。去年街头运动与区选的双重「胜利」令他们冲昏头脑，以为今年势必能够继续以「揽炒」、「国际制裁」相要挟，以黑暴、「三罢」做掩护，实现「立会过半」，完成夺权大业，而浑然不觉世局业已剧变，不知大难之将至。
其实，反对阵营的大脑也好，中环的政商精英也好，可能都感染了同一种病毒——想像力缺乏症，完全意识不到整个世界正在快速坠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仍以常态视之、以常态对之，不明白非常时期须有非常思维、非常举措。如果没有认识到，不确定性才是如今世局之常态，那么未来势必会被这种新常态所教训。这就是傲慢的代价。
问题在于，新冠元年，世局正朝哪个方向演变？笔者认为，可从全球产业链、地缘政治格局以及话语与意识形态三个面向进行推演，而这三个层面的重塑势必也改写香港的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改变香港的社会议程，改变香港人的怕与爱。（《新冠元年港人的怕与爱》系列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