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嘉堯

三十而立。香港《文匯報》創刊即將三十五年了，過了而立之年了。作為曾在創刊伊始參與工作的一員，話說當年篳路藍縷的日子，也是蠻有意思的。

上海《文匯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被迫停刊後，主持人嚴寶禮和徐鑄成，同宦鄉、陳虞蓀以及其他同志策劃下，決定在香港創刊一份新報，聊盡正直新聞工作者的天職。幾經努力，向董事虞順懋、任筱珊及各方籌措資金約計港幣三萬元，黃金十六條，作為開辦經費。

當登記證由嚴寶禮向香港當局辦妥後，並在荷李活道三十號租得館址及機器，大部分人員在八月間由滬來港，同先期在港的柯靈、馬季良、孟秋江、劉火子、黃立文，還吸收一些從事愛國學生運動的進步青年，一起幹起來了。

荷李活道三十號的館址，是一幢雙開間三層樓的老式店面房屋，底層是印報、發行，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經兩部，合併輪流使用。當初還沒有租到雲咸街三十六號三樓職員宿舍，我們九人先在報社三樓暫住。

記得創刊時的陣容是：徐鑄成總主筆，馬季良總編輯，陳劭先、梅龔彬、陳此生特約主筆，柯靈負責聯繫、組稿，孟秋江負責報紙研究工作，夜班編輯有：金慎夫、蔣文杰、鄭拾風、劉火子、楊卓之、黃立文，我編各地通訊，陳欽源、梅朵編副刊，張覺可（筆名王橫）、老陳（筆名軍師吳用）。記者有：唐海、陳朗、胡星原、劉士偉、姚芳藻、簡捷、王思曙、朱近予、王皎我等，米谷美工，余鴻翔、溫崇實、唐君放、石美浩（即石方禹）現任中影局局長）、方亢、小汪、小張、小成、小朱、王金炎等分別搞翻譯、譯電、資料、校對等工作。擔任經理的先後有丁君匋、楊培新、朱旭華、張琴諸位，戚家柱搞發行，阮大昌搞廣告，徐既仁搞總務，崔景泰搞收發，還有好幾位管會計財務的女將。陳松喬負責排印任務。年代久了，個人記憶可能有漏誤。編經兩部約四十來人（當時曾合影一幀，文革時照片被毀）；連同排印工人，一共不過七十人左右。總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了

當時，香港同胞對祖國形勢的發展是不甚了解的，進步的報紙只有夏衍主持的《華商報》。香港《文匯報》於九月九日創刊，兩家兄弟報紙就能並肩戰鬥了，可是要取信讀者，打開局面是不容易的。徐鑄成、馬季良、楊培新、胡星原、戚家柱等，在籌措經費、擴大發行等方面，灌注了不少心血，使這份民間的進步報紙穩定下來，特別在職員、工人、教育界方面，起了有益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創刊的日子是艱辛的，好多事徐鑄成都談過了，這裡僅作為補遺吧了。

我們經濟基礎不厚，職工的工薪是比較菲薄的，我們部分人員由報社供給伙食，廚師是上海帶來的。有一次，飯後發現好多同志褲後有油跡，一追究吃上了桐油，好在當時大多同志年青力強，沒有出什麼亂子，並沒有深入追查下去。後來上海《文匯報》復刊，那個廚師在肅反中查明原係武裝匪特，畏罪跳樓自殺。桐油案的來由也真相大白了，不是誤購，而是有預謀的。

那時的新華社還不能公開活動，不掛牌，設在英皇道沿街一幢三層樓裡。用二樓、三樓，我的親族任以沛、黃維新夫婦在那裡，順道往訪，還見到喬冠華、龔澎夫婦，我們閑談一陣，主人叮嚀我：下次來時，千萬要小心，樓下有狗。原來底層有位統字號人物，過去在上海報界混過，畫漫畫的，門上裝了隔牆透視鏡，注意上樓出入人士，別被暗算了。隔了三五天，報社經理部舉行首次業務會議，我發現那位統兄的簽名赫然在上，於是告訴楊培新，不能讓這樣政治身份骯髒的傢伙打進我們的心臟。

我們的來信來稿中，不少從國統區來的，如浦熙修曾用青涵的筆名為我們寫了一些精彩的通訊，欽本立、李鴻禮提供了不少珍貴的上海特稿，金一毛從寧波、奉化寄來老蔣的動向，他們都是冒著風險向海外撰稿。對這些作者我們要保密。可是，我發現到有一個姓王的職員，坐在收發同志的左鄰，不時偷偷用眼瞟著來往的信件，使我滋生疑團，一打聽，原來他是上海鐵路局警務處處長的姪子，與統方有淵源，眼角一瞟大有文章，就請他另行高就。

當時，我編的各地通訊有一全版，採用的稿件有特約記者，有來稿，有國新社專稿，還有改寫稿。有一次，弄得我十分尷尬。早晨上班，手無隔宿糧，存稿發光，來稿一篇也沒有（郵檢很嚴），外地報紙沒有，版面成了真空地帶，怎麼辦？只好硬著頭皮從原來存報中改寫成通訊稿，

一直寫到下午四時，勉強寫完。不過，也是有根有據的，並不是「客空」的。這樣的做法，碰上一次，下不為例，也是無可奈何，不足為訓的。

得道者多助。香港《文匯報》創刊之初，曾得到郭沫若、潘漢年、夏衍、茅盾諸公的支持和關懷，孟超、廖冰兄、黃永玉、方成等經常惠稿，宦鄉在取道香港北上時也為報紙寫過社論，李肇基、陶大鏞、浦壽昌、柳門還從美國和歐洲寄來特稿，李濟深、龍雲等並在經濟上維持《文匯報》的事業，這種情誼都是使人難忘的。因手頭無當年報紙查閱，記不甚清楚了。

當總主筆徐鑄成北上時，我們新聞界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劉思慕兩位，先後主持編輯工作。我得聆教誨，記憶歷歷在目。金公謙和平易待人、工作細緻踏實的作風，對我教育很深。上海解放後，金公出任上海市副市長，主持文教體育衛生事宜，並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和平會議，惜「文革」時被折磨而死，不勝哀悼。

雖然我在中學時愛好踢足球，還擠不上校隊，可稱為「球迷」。來到足球風行的香港，睇波也是一樂也。每逢周六、周日足球比賽場次多而分散，王橫、吳用兄忙不過來，我也湊上一腳，用「哨兵」筆名採寫球賽新聞，小時《三國》、《水滸》看多了，寫報道時趁便把舊小說詞語插入，尚稱別具一格。

南京解放時，港九新聞界人士曾在金陵酒家盛會，以誌歡慶。好幾百人跳著秧歌舞，唱起革命歌曲，那顆海外赤子之心在激烈地跳躍，象徵著蔣家王朝的覆滅，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香港《文匯報》根據工作的安排，一部分同志赴滬復刊上海《文匯報》，一部分同志繼續留港。我們一行三十餘人，乘一艘太古輪於六月三日回到了新生的上海，和香港告別了。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