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文匯報》創刊的日子


任嘉堯 刊於香港《文匯報》(1983.09.07)


任嘉堯


三十而立。香港《文匯報》創刊即將三十五年了,過了而立之年了。作為曾在創刊伊始參與工作的一員,話說當年篳路藍縷的日子,也是蠻有意思的。


上海《文匯報》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被迫停刊後,主持人嚴寶禮和徐鑄成,同宦鄉、陳虞蓀以及其他同志策劃下,決定在香港創刊一份新報,聊盡正直新聞工作者的天職。幾經努力,向董事虞順懋、任筱珊及各方籌措資金約計港幣三萬元,黃金十六條,作為開辦經費。


當登記證由嚴寶禮向香港當局辦妥後,並在荷李活道三十號租得館址及機器,大部分人員在八月間由滬來港,同先期在港的柯靈、馬季良、孟秋江、劉火子、黃立文,還吸收一些從事愛國學生運動的進步青年,一起幹起來了。


荷李活道三十號的館址,是一幢雙開間三層樓的老式店面房屋,底層是印報、發行,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經兩部,合併輪流使用。當初還沒有租到雲咸街三十六號三樓職員宿舍,我們九人先在報社三樓暫住。


記得創刊時的陣容是:徐鑄成總主筆,馬季良總編輯,陳劭先、梅龔彬、陳此生特約主筆,柯靈負責聯繫、組稿,孟秋江負責報紙研究工作,夜班編輯有:金慎夫、蔣文杰、鄭拾風、劉火子、楊卓之、黃立文,我編各地通訊,陳欽源、梅朵編副刊,張覺可(筆名王橫)、老陳(筆名軍師吳用)。記者有:唐海、陳朗、胡星原、劉士偉、姚芳藻、簡捷、王思曙、朱近予、王皎我等,米谷美工,余鴻翔、溫崇實、唐君放、石美浩(即石方禹)現任中影局局長)、方亢、小汪、小張、小成、小朱、王金炎等分別搞翻譯、譯電、資料、校對等工作。擔任經理的先後有丁君匋、楊培新、朱旭華、張琴諸位,戚家柱搞發行,阮大昌搞廣告,徐既仁搞總務,崔景泰搞收發,還有好幾位管會計財務的女將。陳松喬負責排印任務。年代久了,個人記憶可能有漏誤。編經兩部約四十來人(當時曾合影一幀,文革時照片被毀);連同排印工人,一共不過七十人左右。總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了


當時,香港同胞對祖國形勢的發展是不甚了解的,進步的報紙只有夏衍主持的《華商報》。香港《文匯報》於九月九日創刊,兩家兄弟報紙就能並肩戰鬥了,可是要取信讀者,打開局面是不容易的。徐鑄成、馬季良、楊培新、胡星原、戚家柱等,在籌措經費、擴大發行等方面,灌注了不少心血,使這份民間的進步報紙穩定下來,特別在職員、工人、教育界方面,起了有益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創刊的日子是艱辛的,好多事徐鑄成都談過了,這裡僅作為補遺吧了。


我們經濟基礎不厚,職工的工薪是比較菲薄的,我們部分人員由報社供給伙食,廚師是上海帶來的。有一次,飯後發現好多同志褲後有油跡,一追究吃上了桐油,好在當時大多同志年青力強,沒有出什麼亂子,並沒有深入追查下去。後來上海《文匯報》復刊,那個廚師在肅反中查明原係武裝匪特,畏罪跳樓自殺。桐油案的來由也真相大白了,不是誤購,而是有預謀的。


那時的新華社還不能公開活動,不掛牌,設在英皇道沿街一幢三層樓裡。用二樓、三樓,我的親族任以沛、黃維新夫婦在那裡,順道往訪,還見到喬冠華、龔澎夫婦,我們閑談一陣,主人叮嚀我:下次來時,千萬要小心,樓下有狗。原來底層有位統字號人物,過去在上海報界混過,畫漫畫的,門上裝了隔牆透視鏡,注意上樓出入人士,別被暗算了。隔了三五天,報社經理部舉行首次業務會議,我發現那位統兄的簽名赫然在上,於是告訴楊培新,不能讓這樣政治身份骯髒的傢伙打進我們的心臟。


我們的來信來稿中,不少從國統區來的,如浦熙修曾用青涵的筆名為我們寫了一些精彩的通訊,欽本立、李鴻禮提供了不少珍貴的上海特稿,金一毛從寧波、奉化寄來老蔣的動向,他們都是冒著風險向海外撰稿。對這些作者我們要保密。可是,我發現到有一個姓王的職員,坐在收發同志的左鄰,不時偷偷用眼瞟著來往的信件,使我滋生疑團,一打聽,原來他是上海鐵路局警務處處長的姪子,與統方有淵源,眼角一瞟大有文章,就請他另行高就。


當時,我編的各地通訊有一全版,採用的稿件有特約記者,有來稿,有國新社專稿,還有改寫稿。有一次,弄得我十分尷尬。早晨上班,手無隔宿糧,存稿發光,來稿一篇也沒有(郵檢很嚴),外地報紙沒有,版面成了真空地帶,怎麼辦?只好硬著頭皮從原來存報中改寫成通訊稿,


一直寫到下午四時,勉強寫完。不過,也是有根有據的,並不是「客空」的。這樣的做法,碰上一次,下不為例,也是無可奈何,不足為訓的。


得道者多助。香港《文匯報》創刊之初,曾得到郭沫若、潘漢年、夏衍、茅盾諸公的支持和關懷,孟超、廖冰兄、黃永玉、方成等經常惠稿,宦鄉在取道香港北上時也為報紙寫過社論,李肇基、陶大鏞、浦壽昌、柳門還從美國和歐洲寄來特稿,李濟深、龍雲等並在經濟上維持《文匯報》的事業,這種情誼都是使人難忘的。因手頭無當年報紙查閱,記不甚清楚了。


當總主筆徐鑄成北上時,我們新聞界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劉思慕兩位,先後主持編輯工作。我得聆教誨,記憶歷歷在目。金公謙和平易待人、工作細緻踏實的作風,對我教育很深。上海解放後,金公出任上海市副市長,主持文教體育衛生事宜,並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和平會議,惜「文革」時被折磨而死,不勝哀悼。


雖然我在中學時愛好踢足球,還擠不上校隊,可稱為「球迷」。來到足球風行的香港,睇波也是一樂也。每逢周六、周日足球比賽場次多而分散,王橫、吳用兄忙不過來,我也湊上一腳,用「哨兵」筆名採寫球賽新聞,小時《三國》、《水滸》看多了,寫報道時趁便把舊小說詞語插入,尚稱別具一格。


南京解放時,港九新聞界人士曾在金陵酒家盛會,以誌歡慶。好幾百人跳著秧歌舞,唱起革命歌曲,那顆海外赤子之心在激烈地跳躍,象徵著蔣家王朝的覆滅,一個新中國即將誕生。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香港《文匯報》根據工作的安排,一部分同志赴滬復刊上海《文匯報》,一部分同志繼續留港。我們一行三十餘人,乘一艘太古輪於六月三日回到了新生的上海,和香港告別了。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