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朗

四十年前我參加了香港《文匯報》創刊時期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解放，我匆匆忙忙在廣州解放後幾個星期趕到廣州，建立了廣州辦事處。一九五○年劉火予繼任第六任總編輯，要我回香港協助他，於是又重返香港任採訪部主任。一九五三年再度回廣州。一九五六年上海《文匯報》重新出版，我在廣州辦事處主持採訪業務，將記者力量投入上海、香港兩版，廣州辦事處同時為兩版工作。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我被認為是「右派」，而且由於我的關係株連辦事處不少年青同事成了「右派」。從此離開了《文匯報》的工作——只剩下經濟上的關係——工資還在辦事處領取。「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七○年三月被投入監獄，成為正式囚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宣布「無罪釋放」，恢復公民身份後，《文匯報》廣州辦事處已經撤銷，工資關係轉到省政協，從此和《文匯報》斷絕了關係。但是，我的心、我和《文匯報》在感情上的關係從來沒有中斷，也是任何外部力量無法使它斷絕的。

我從二十六歲——一九四六年——參加上海《文匯報》工作，二十八歲參加香港《文匯報》，三十七歲被迫中斷了香港《文匯報》的工作關係，也中斷了我的記者生涯。這都是迫於一種外界的壓力，因此我從來沒有認為我不是《文匯報》的記者，不是新聞記者。我將自己的青春，我的心和對事業的熱愛奉獻給《文匯報》，原因很簡單。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集體，通過這張報紙能實現我個人的願望，體現我自己的價值。解放前作為一個記者能為未來的新中國的誕生而吶喊，在共和國誕生以後為保衛她而戰鬥，這就是我的願望。在我的善良的願望受到誤解之後，我感到困惑，但我從不為自己二十六歲時所作的選擇而後悔。我今年將近七十歲了，也許我能再活十年、十五年，最後總要離開人世，我最後的希望是在墓誌銘上刻下這樣一行字：「文匯報記者陳朗在此安息」，並且希望《文匯報》六十周年報慶的時候，在我安息的墓地放一枝白色的百合花。如果地下有知，我將知道人們沒有忘記我。我想：這是一個人一生最大的欣慰。

請原諒我在紀念報慶時說一些並非「吉祥如意」的頌辭。當我知道今年是香港《文匯報》四十周年報慶時，這些年來常常想到的一個問題使我陷入回憶、沉思與無限的惆悵之中。我想到一九四九年香港《文匯報》創刊以後共同工作過的同事，他們回到大陸以後的遭遇以及其中一些不幸離開了人世的人。多年來每當聽到一位同事的死訊時，就想寫一點紀念的文字，然而沒有寫。覺得由我寫不大合適，我對他知道得太少了，讓比我更了解的朋友寫吧。但最後終於沒有在報刊上讀到紀念的文章，總覺得是憾事。我以為這是不公平的，不能讓那些年青時為這個報奉獻了青春的人在人間不留下一點痕跡！我和那些現在垂垂老矣和離開人世的同事有一點相同，當我們參加《文匯報》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類問題：甚麼級別——處級還是科級？分配的住宅是七十還是八十平方米？甚麼職稱——高級記者還是主任記者？是退休還是離休？悼辭上怎樣蓋棺論定？當時雖然並不知道幾十年後人的價值是用這些標準來衡量的，當時我們根本沒有考慮任何私人的問題。

還是回到題目上來，在紀念香港《文匯報》創刊四十周年的時刻，我作為一個《文匯報》的老人，允許我借這個難得的機會，紀念曾經在香港一同度過艱難歲月的同事，讓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在這裡工作過，我們沒有忘記他們！這裡寫下的不是經過精確研究的悼辭，而是我個人的印象。其中有些是後來聽到的傳聞，也未必準確，我們就當它是傳說吧。

劉湖深。上海《文匯報》的通訊版編輯，我在一九四六年任上海《文匯報》駐廣州特派記者時與他有工作關係。香港《文匯報》出版後他是編輯，一位性格善良溫和，工作細緻負責的人。北平解放後他和李碧依北上，在政務院圖書館工作。不知道這位沉默寡言獻身革命的書生怎麼會成為右派的。聽說他在成了右派以後受到嚴厲的處分，最後聽說「死得很慘」。後來成了他的夫人的李碧依現在長春，情況不詳。

王思曙。經濟版記者，他的工作伙伴是經濟版編輯楊培新。他們兩位都是學者型的記者，楊培新現今是國內有名的經濟學家，王思曙不死的話，也一定會在學術上有成就。他是怎麼死的，沒有聽說。

浦熙修。香港《文匯報》出版後任駐南京的特派記者，在地下狀態工作，南京國民黨不知道香港《文匯報》有這樣一位後來被人稱為「悍將」的女記者，讀者也不知道「本報南京通訊」出自這位名女記者之手，當時報社知道的也不多。關於浦二姐不必多介紹了，她的生命是在極其悲慘中結束的。

孟秋江。三十——四十年代中國名記者中有「兩江」，一位是范長江，一位是孟秋江。上海《文匯報》時期他是採訪部主任，香港《文匯報》創辦時他是報社負責人之一，後來任過社長。作為外勤記者，我認為他的氣質、能力超過范長江。六十年代他回到天津，放棄了新聞工作，當上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部長。以他的能力，這是一個發揮所長的工作。不知道「四人幫」怎樣折磨他，使一個性格樂觀、熱愛生活的人「含冤而死」（這是自殺的同義辭）。

司馬文森。四十年代有名的多產作家，五十年代初期香港《文匯報》的總主筆。他的方臉、絡腮鬍子、豪邁的笑聲，使初次接觸他的人對他就有深刻的印象：一個真誠、坦率的人。和他在一起工作即使面對著難以克服的困難也不會氣餒，即使晚飯還沒有著落也不會憂愁。離開《文匯報》後當了外交官，做過我國駐印尼大使館和駐巴黎大使館文化參贊。不知道「四人幫」怎樣折磨得他「含冤而死」。

聶紺弩。三十年代在上海「左聯」時代就已經成名的作家。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黃埔軍校的學生，留學莫斯科，國共兩黨上層都有朋友。他是繼徐鑄成之後的第二任總主筆。是我所見過最落拓豪放的文人。全國解放後回到北京，從事古典文學研究，他的舊體詩公認造詣最高。我不懂舊體詩，但我同意給他最高的評價，因為它總在啟發讀者思考。他因為得罪了「四人幫」，成了死刑犯、無期徒刑犯，他雖然不是「含冤而死」或亂棍打死，倘若沒有「文革」的折磨，也許今天能為香港《文匯報》四十周年寫紀念文章。

米谷，四十年代最卓絕的漫畫家，他筆下的蔣介石是最有深刻內涵的形象。他不僅有成熟的技巧，而且有政論家的修養，這是許多漫畫家所缺乏的才華。他回到北京以後，終於逃不出五七年的厄運，此後就在畫壇上消失了，他不得不改畫別的東西，儘管那些畫在磁碟上的鴨子被人們認為是精品，但他不能像一個政論漫畫家那樣貢獻自己的才華，這不是他個人的損失。他是前幾年久病之後離開人世的。

胡星原。在香港時期他是記者中最有活力的。熱情如火，嫉惡如仇，在採訪工作和寫稿時，他像詩人一樣充滿激情。上海解放後回到上海，成了他的老師陸詒的工作伙伴。五七年也成了右派，誰都不會因為他當了右派而感到奇怪，他的正直、真誠、坦率以及對人民的熱愛，不成為右派才會令人感到奇怪。前幾年在上海一間飯店吃飯時，因為勸說一群青年爭吵，受到流氓青年的侮辱引起心臟病而死亡。 　陳欽源。上海——香港——上海三個時期兩地《文匯報》的副刊編輯，第一代副刊編輯柯靈的工作伙伴。散文寫得極好。外表樸素老實，對人善良真摯，讀書是他唯一的愛好。近幾年上海有好書出版，他總為我代購，有些好書是廣州書店不露面的，對我則成為珍品。他也是五七年走華蓋運的。前年因心臟病辭世。

張方溪，即張子燮。道地的「香港仔」，元朗人士，富家獨子，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火子任總編輯時引薦來報社編副刊，當時是香港《野草》的發行人。解放後回廣州從事文化工作，五七年難逃劫難，「文革」遭遇使他喪妻。近幾年自費搜集東江縱隊史料，耗盡心血。自己生括樸素，而好客則媲美孟嘗君。今年春季病故，存款幾萬元捐贈社會公益，高風亮節，令人敬佩。

這是一張很不完備的名單，已故的兩任總編輯金仲華、劉思慕沒有列入，還有些舊同事幾十年音訊消沉，生死未知。希望知情者以後能作補充。

在紀念香港《文匯報》四十周年的時刻，謹以這篇短文獻給她：

——祝願香港《文匯報》在未來的歲月中更受讀者的歡迎，成為讀者自己的報紙，知心的朋友。

——祝願她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為香港的經濟繁榮、政治民主作出更大的貢獻。

——向所有為她的誕生和幼年艱難歲月作過貢獻的已經離開人世的老同事致敬，他們永遠沒有被我們忘記。

——向我沒有見過面的年青的同事致以最美好的祝願，祝你們通過香港《文匯報》體現你們的價值和崇高的理想。

一九八八年七月於廣州暨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