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嘉堯

從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文匯報》在「孤島」創刊以來，五十年間，我還參加了一九四八年九月香港《文匯報》創刊，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文匯報》復刊，一九五六年北京《教師報》的創刊和上海《文匯報》再度復刊，一九八○年六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創刊。其中，香港《文匯報》的創刊印象尤深，因為那是在海外辦報，對我來說比較新鮮，一幕幕往事歷歷在目。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我從上海到香港，把嚴寶禮先生籌集的資金黃金十六大條交給徐鑄成先生，作為對香港版的投資，增添了經濟活力，促使香港《文匯報》的早日創刊。

報社設在荷李活道三十號，一幢四層樓房，地下是機器房，每小時可印對開版八千張；另闢一小間作發行課。三樓是編輯部、經理部合用。二樓是排字房。四樓為工人宿舍。我們剛到香港的時候，勉強擠在三樓，徐鑄成、馬季良、蔣文傑、戚家柱、劉靜鑒、張惠民和我，都搭帆布床而睡，恍若抗戰時期，夠簡陋的。不久，遷到雲咸街三十六號職工宿舍，方才安頓下來。

報社設在荷李活道三十號，一幢四層樓房，地下是機器房，每小時可印對開版八千張；另闢一小間作發行課。三樓是編輯部、經理部合用。二樓是排字房。四樓為工人宿舍。我們剛到香港的時候，勉強擠在三樓，徐鑄成、馬季良、蔣文傑、戚家柱、劉靜鑒、張惠民和我，都搭帆布床而睡，恍若抗戰時期，夠簡陋的。不久，遷到雲咸街三十六號職工宿舍，方才安頓下來。

九月九日，香港《文匯報》問世了。那是向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報道中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說真話的一份報紙，相當受讀者歡迎，在知識界、工人、學生中頗為叫座，創刊不久，銷數激增到兩萬五千份。自己那部印報機「老牛破車」，不能爭到發行時間。不得不請《新生晚報》代印部分報紙。

香港《文匯報》創刊時，同仁們大都來自上海，也有從廣州、南京、北京或其他地方來的，還有原在香港的。就我個人記憶所及，創刊時的隊伍可說濟濟一堂

總主筆徐鑄成，總編輯馬季良（唐納），副總編輯柯靈，編輯主任金慎夫，要聞和國際新聞編輯鄭拾風、蔣文傑、楊卓之、唐君放，本港新聞編輯劉火子、黃立文，各地通訊編輯任嘉堯，體育版編輯張覺可，經濟版編輯楊培新，彩色版編輯梅朵，筆會編輯陳欽源，美術編輯米谷，審報主任孟秋江，採訪主任唐海。記者有陳朗、胡星原、王思曙、劉士偉、姚芳藻、簡捷、王皖我、朱近予等人。此外，余鴻翔、石美浩（石方禹）、方亢、公劉、小汪、張瑤、溫崇實等也參加編輯部工作。

執筆撰寫社論最初是徐鑄成、陳劭先、陳此生，後來千家駒、吳茂蓀、金仲華、胡繩、狄超白等。

周刊由郭沫若負總責：郭老與侯外廬主編哲學，茅盾主編文藝，千家駒主編經濟，翦伯贊主編歷史，孫起孟主編教育，陳國容主編婦女，可謂堂堂陣容，在香港，在大陸都是數一數二的了。

經理初由徐鑄成兼顧，丁君匋副之。其後參加的有朱旭華、楊培新、張?琴等人。戚家柱負責發行，阮大昌負責廣告，徐既仁負責總務。陳松喬主持工廠部。

香港《文匯報》是一份堅持民主進步立場的報紙。得道者多助。浦壽昌、李肇基都從美國寫來專稿，柳門寫來巴黎通訊（後來才知道柳門是筆名，名周慶陶，時任中央通訊社駐巴黎記者；現在為巴黎龍報中文報的記者）；浦熙修用青函的筆名從南京寄稿，欽本立、夏其言、李鴻禮冒著風險寫來上海新聞，全一毛從寧波寄來蔣介石在奉化的報道，還有汕頭的薛汕寄來通訊……時隔四十年，記不清那麼許多。

那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尚未公開，在英皇道沿街一幢房屋，租用二、三層。我的堂姪任以沛在那裡，我去探望以沛夫婦，還同喬冠華、龔澎見面，喬、龔伉儷早在抗戰時重慶見過面。我曾專誠代表報社邀請喬冠華到荷里活道向編輯部作一次形勢報告。

當時，內地也有郵檢制度，為保證作者的安全，不免卿卿我我用些隱語，通訊處寫的是雲咸街三十六號二樓。

由於郵檢，內地稿和報紙到港的時間很不正常。有一天，存稿無積貯，新稿又無?，整版的各地通訊版又不能停，我發個狠，從早晨寫到下午五時，寫了上萬字，加上大小標題，總算度過難關。

我還是個球迷，喜歡睇波。有時還替體育版寫足球賽消息，署名哨兵，插些舊小說筆法，客串一番，俾助肥佬張覺可（筆名王橫）與陳兄（筆名軍師吳用）之不足。

那時節，給副刊投稿的確實不少。孟超、方成、黃永玉、廖冰兄諸位都是經常惠稿者，給報紙添了無限生機。

三大戰役、南京解放的消息，龍雲從南京化裝到香港的特寫，至今依然彷彿如在目前。

徐鑄成北上由金仲華、劉思慕主持編輯部。

直到上海解放，我們同仁分軍兩路，一部分繼續在香港辦報，一部分去上海復刊《文匯報》，乘太古輪船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返抵上海的，那是最後一艘港滬海輪，後來就遭海上封鎖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海《文匯報》再度復刊。滬港兩兄弟報加強合作，互派記者。我是要聞版兼各地通訊版編輯，並兼任香港《文匯報》駐上海記者，負責為港報拍發專電，寫稿，組織專稿，請老報人姚蘇鳳寫「上海隨筆」，並約吳崇文、馮小秀、吳承惠、舒澤淞、容正昌諸位執筆，讓海外讀者多多了解祖國的新氣象。這一任務直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我下放農村告一段落。

四人幫被粉碎後，我又為香港《文匯報》寫些人物掌故之類的文章，不過不經常。

今年三月，我以《世界經濟導報》記者身份出訪法國。在巴黎重晤闊別近四十年的馬季良老兄。馬老是當年香港《文匯報》首任總編輯，我把一張珍藏四十年的已經褪色發黃的照片送給他，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馬老離香港赴美前的《文匯報》同仁的照片。話起往年辦報事，有不少同事已經逝世了，健在者分居各處，難得見面，不勝感慨。

但願香港《文匯報》越辦越出色，為祖國四個現代化和統一大業發揮更好的作用。這是七十五歲的馬老和七十歲的任嘉堯的共同期望。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