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

我在文匯報工作的時間不久。比半年多不得太多。大約是從五○年七、八月間開始，到五一年三月初離開的。開國前我從香港回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開國後為什麼又到了香港，為什麼進了文匯報，這些事都與本文無涉，且不談它。我在報館是「總主筆」名義，每天寫幾段極短的「編者的話」，其實我並不是編者。真正的編者應該是當時的總編輯劉火子及別的編輯。那時正是抗美援朝，美軍在朝鮮打得大敗，侵朝主將麥克阿瑟被撤換為李奇微的時候。那時「編者的話」幾乎每天都是諷刺美軍的敗績，美國輿論界關於侵朝言論的矛盾可笑之類。幾個月下來這些小之又小的文章，居然也有不少的字數經過改改編編，拼拼湊湊，湊出了一本五、六萬字的書名《寸磔紙老虎》的小冊子。當然我不只寫了這些「編者的話」，還寫了一些專點的文章，如社論、闢欄、彩色版等等。不過不是每天必寫。社論有一篇《論黃色文仕》，後來當作普通文字收在什麼集子中。又一篇題目忘記了，那時有一個美蔣方面的記者，在新中國什麼新聞也訪不出，就到香港來大罵新中國是「鐵幕」，我是針對這件事而說的。

我從香港回北京參加文代會，參加開國典禮，至年底再到香港時，其間相去不過半年。這半年間，香港可起了極大的變化。別的不說，專就文化界而言，半年前我在香港時，文化界的革命勢力處於壓倒的優勢，那時候還沒有全國解放，國統區的進步文化人都集中在香港，等候全國解放後回國。在等候期間，他們就辦報辦刊物，或把國內的報刊移到或部分移到香港來出版。香港的文化就幾乎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發展到從來不曾有過的高度，而說話的自由也是國統區從來未有過的。全國一解放，所有的文化人，幾乎全部回國了。這倒沒有什麼。另一方面是舊中國的官僚地主軍人之流，其中也有所謂文化人、報人，在國內呆不住，都逃到香港來了。香港政府特地開闢了一個名叫弔頸嶺的地區來收容這批一無所能的逃亡分子。其中也有沒有進弔頸嶺的。他們跟著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新聞記者（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屁股後面，也辦報、辦刊物、辦小報、出版小冊子，製造各式各樣的謠言，污衊新中國。「中國亡了呵」，「中國是鐵幕呵」，「廣州的公安局長都是文盲呵」，「中國要拆除萬里長城呵」，「台灣定什麼時候進攻大陸呵」，「珠江三角洲大天二何時要起義反共呵」，謠言之多和離奇，真教人看了氣憤。其中無數的小報隨出隨沒，隨沒隨出，除了造謠污衊外，就是登載一些色情的東西。總之，是歌頌肉體，和動物性的胡說八道。我進文匯報後，除了上述的「編者的話」和幾篇社論而外，還在彩色版上發表過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大概都收輯在一本叫做《海外奇談》的雜文集裡。這本集子也是在文匯報工作時，由香港求實書店出版的。後來又選進二十幾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紺弩文選》裡，順便說一下：由於有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並攜有現成材料）來談，才知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也不知什麼原因，香港有一批什麼人，竟把我當作達到什麼目的的工具了。盜印我的書，把如上述的《紺弩文選》改為《聶紺弩雜文選》，還有解放前由文化供應社出版的散文集《沉吟》、抗戰初期由上海潮鋒出版社出版的《關於知識分子》（創作書店）。把別人作的意義不明的詩說成是我的，割裂我的詩，而加以任意的解釋。此外就是談我的幾乎六十年來的經歷、活動。據那些文章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是我提的，《野草》刊物是我主辦的，而最離奇的是說我已於一九五六年冬「被處死了」：「一代才人，就此了局」、「不勝惋惜之至」。這可得聲明一下：我現在還活著，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被「處死」過。

我在文匯報工作的時間很短，沒有做過什麼值得一提的事。這裡所說，都是關於個人的，因為記得清楚一些。至於別的，比如參加由大公報、文匯報召開的新中國開國周年紀念會，以及關於召開這個會的鬥爭（那時在香港紀念開國周年，還要經過「鬥爭」），自然有意義得多，想有別人會提到，而且會說得很詳細，這裡就從略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三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