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瘦鷗

今年二月五日至十一日，足足有一個星期，我都像歸來的游子那樣，下榻在本報十樓很舒適的客房裡，並以一個家庭成員的心情，傾聽了此刻的「當家人」李子誦社長、曾敏之代總編輯和數十年來未曾離開本報一天的吳羊璧、黃子玲、游焯林、莊布等老友的詳盡的說明和介紹，加上自己耳目所及的實地觀察，至少已對本報歷年的重大發展和今天的情況已有了一番粗略的認識，以至心潮澎湃，感觸萬端。

思緒要從三十六年前理起：那是五二年的初冬，在夏衍先生的殷切期望下，由上海《文匯報》的創辦人之一嚴寶禮兄和當時本報的總經理余鴻翔兄搭橋牽線，我決定參加本報工作，懷著一種又是興奮、又是緊張的心情來到廣州，首先聽了老友司馬文森和新交曾敏之、簡捷、陳朗諸兄關於當時香港形勢的介紹，心裡更加惴惴不安，覺得自己水平太差，任務卻相當艱巨，正如古人所說的「綆短汲深」，難以負荷。可是經過考慮，想到上面既有各級組織的堅強領導，報社裡又有那麼多識見卓越、經驗豐富的同事指引提攜，我畢竟也不是個小毛孩子了（當年已四十四歲），應該有勇氣走上一條新的戰線去，在實踐中努力鍛煉一下。

當時位於中環荷里活道上的本報館址侷促敝舊，真使我有些失望；但李老總、余老總和劉士偉、廖源諸位走出邊門外來熱情的迎迓，卻像冬日香港的天氣那樣，立即形成一股暖流，傳遍了我的全身。

從此我就在太平山下定居下來，日日夜夜過著一個埋頭於工作中的老編的生活，直至五六年夏初。

為什麼說「埋頭」呢？由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也由於我是個初到華南的外江佬，語言上的隔閡使我不得不盡量放棄與外界的接觸。因此報社的編輯部和宿舍便成了我僅有的可以活動的範圍，很少走出這「二點一線」。然而在這段時期裡，在我腦海裡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還是那麼多，那麼值得反覆深思。

荷里活道那幢老屋子三樓的總面積才四五十平方米，全部劃作編輯部，桌椅從窗口一直排列到入門處，幾無空隙，人們走動都得側著身子才行。而且因為還是不夠使用，幾乎每一張辦公桌都由日夜二班的人合用，彷彿大工廠的車間，經常是人停車不停。職工進餐就在頂上的天台，完全是「室外作業」；一部份的人還得站著，等待座位。當時香港水荒嚴重，一年裡面很少不制水的日子，做夜班的同事半夜回到宿舍去，想沖個涼鬆口氣也辦不到。可是就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我們整個報社的職工始終精神飽滿，全心全意地撲在工作上，團結一致，互助互愛。

五五年內總算在銅鑼灣波斯富街蓋起了一幢高大的新樓，工作環境大為改善。記得在「喬遷」那天，各部門的同事幾乎都到場了，人人笑容滿面，爭先恐後地搬運物件，協助裝車卸車。李老總、余老總等竟忘記了吃飯，一直留在現場指揮。而在當天晚上，大家仍照常發稿編報，排版印刷，第二天四點鐘模樣，報紙又照常發行了。

在荷李活道時，報社裡連一平方尺的空地也找不到，職工除了下棋無從開展別的文體活動，即使想打乒乓球，也非得跑到加冕台宿舍去不可。遷往波斯富街後，社裡就有了乒乓桌，打球的人越來越多，陸續出現了幾位高手，也常在社內舉行比賽，結果高踞第一第二位的總是排字房或採訪組、體育組，原因是他們擁有的青年人比較多。我們副刊課是弱隊，往往在半決賽前便被淘汰了。

後來又掀起了羽毛球熱。《大公報》的費彝民社長登高一呼，人們聞風而動，北角的商務印書館倉庫和半山上的女青年會的室內球場，都成了我們秣馬練兵的所在。我和劉士偉兄也被捲了進去，每星期日上午我們至少得去玩上四五小時。經過一年多的較量角逐，《大公》的馬老總、陳凡兄和長城影片公司的呂二先生等都成了被公認的名將。成績最差的是《大公》的李宗瀛兄和我，即使和年才十三四歲的費家二公子大中交鋒，也十戰九敗，但我們仍樂此不疲，每次非打到汗流浹背，決不下場。直至我回上海很久以後，一想起這股學打羽毛球的豪情，心裡還是樂孜孜的。

今天本報館址又從波斯富街移到了灣仔道上，從總面積計算，似乎擴大無多，因而早年就存在的缺乏文體活動場所的問題仍未解決。可是從作為一家現代日報應有的設備來看，那就大大超過從前了。在編輯過程中，科學化、自動化已日益顯著，電腦也使用上了，否則報紙怎麼能從每天一大張增加到每天八張、九張呢？出版能量的強大還從發行海外航空版和每星期加出一本週刊這兩件事上顯示了出來。

當我歸期已屆，戀戀不捨地離開灣仔道時，不由不怔怔地望著本報的大門，陷入了沉思：

今年是香港《文匯報》創刊四十周年，以人為喻，可說才入中年。由於世界的不斷發展，祖國的日益繁榮昌盛，風雲際會，《文匯報》已經名聞四海，行銷全球，紙貴洛陽，今後毫無疑問，還將扶搖直上，千載長青，渺小的我，當五十年代在參加編輯工作時既為才力所限，過大於功，目下已入衰朽之年，更難有所貢獻，但在《文匯報》的幼年時期，至少也曾充當過一名侍從的角色，因此在她的高大的光輪的反射下，我的內心深處也將永遠感到快慰與自豪。

八八年三月於上海